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和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已逐渐成为促进各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起着巨大的作用。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给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带来了深刻调整；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跨国公司对该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信心。而在激烈的引资竞争中,中国和印度纷纷脱颖而出,成为全球投资者最青睐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科尔尼公司发布的2005年度投资者信心调查中分列前两位。同为发展中大国,中印不仅位置相邻,而且国情相似,在古代均为东方“农业文明”的代表国家,在近代先后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成为新兴的独立国家,又同在20世纪末推行了改革,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如今已然崛起,经济发展同为世界所瞩目。在这一艰难的复兴历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对这两个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绩效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贡献这一角度入手,采集了大量数据,分析中印两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包括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安全的影响,并对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从整体上把握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印经济发展的影响,全面考察中印引进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绩效。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这一章分析了论文选题的背景,在对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印利用外资绩效方面的学术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经验,阐明了该选题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给出了后文统计指标选取的基本准则。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指“在投资者以外的国家(经济)所经营的企业中拥有持续利益的一种投资,其目的在于对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有效的发言权”,主要由三种具体方式构成：即外国公司的股本投资，外国公司的利润再投资和企业内贷款。在此定义范围下，国内外学者考察了中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绩效,大部分学者认为：尽管目前印度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上与中国不具有可比性,但印度利用外资的效率高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在印度比中国更合理、更高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总结前人的经验和成果,文章结合实证方法进行分析,由于对数据的要求较高,而某些效应可能存在着量化的困难,因此文章中将绩效定义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直接效应,选取了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产业调整、就业创造、经济安全等几个指标,舍去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溢出等间接效应的研究。第二部分,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综述。这一章主要对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由本文的研究对象所限,主要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产业调整、吸收就业等几个方面。大多数学者肯定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能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促进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东道国的产业升级和就业增加,这为本文选取以上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持。第三部分,中印两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比较。这一章通过对大量数据资料的比较分析,从吸收规模、增长速度、利用结构、业绩指数四个方面全方位地呈现了中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差异。结果显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规模总量和业绩指数远远超过印度,但印度外资流入的增长速度快于中国,外资的来源地更加丰富,外资的行业投向更加合理,利用方式更加优化,这种差异必然会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两国经济发展的不同效应。第四部分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重点对中印两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分别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两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及经济安全的影响。首先,本文利用中印两国1991-2007年的统计数据,从总体上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得出的结论是中印两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正相关性显著,但效应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短期需求拉动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印度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长期供给效应。其次,文章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两国经济结构的不同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促进、产业升级以及就业增加的影响程度均大大超过印度,这是由于两国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演进模式决定的。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多用于扩大产品出口,而印度主要依靠内生性因素促进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更多地是扩大国内市场；在产业调整方面,中国采取了由低到高的发展模式,而印度则刚好相反,采取了由高到低的发展模式,所以印度的工农业基础比中国薄弱,尽管目前印度的服务业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其落后的农业和工业基础必然会制约第三产业的长远发展；在创造就业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主要流入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为主要目的,这直接或间接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极大地缓解了中国的就业压力,而印度引进的外资更多地流向了资本密集型行业,而这些行业年均吸收的就业量远低于同期增加的待就业人数,对解决印度的失业问题仅能起到杯水车薪的有限作用。最后,本文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两国的国家经济安全的不同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它首先关心的是能否有利于自己的长远发展而非投资国的利益,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对东道国的经济安全产生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产业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民族品牌安全等的影响。从比较结果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经济安全的负面效应小于中国。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提出了有选择地借鉴印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经验,以促进我国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本章对前文结论做了简单的总结,在两国对比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就如何立足于我国实际国情,借鉴印度经验,调整外资政策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我国应加大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优化外资来源结构,正确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注重外资的引进质量,将外资的技术水平、创汇能力等指标纳入考察,提高外资的使用效率；慎用外资优惠政策,创造内外资公平的竞争环境,为民族企业营造发展的空间,鼓励民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改善国内投资环境,建立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法律体系。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印两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绩效作了较全面的实证分析。虽然国内采用实证方法来比较中国和印度外商直接投资绩效的文献很多,但大多数集中在研究当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进出口贸易的作用,对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回归分析,同时进行了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等等,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献将滞后期相关数据纳入了考察范围。而涉及直接投资与中印两国产业升级和劳动力就业增长两方面的实证分析,目前国内还少有见到。由于个人的理论水平有限,对文中一些问题的分析显得不足。比如在研究过程中仅采用了简单的线性回归分析,对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没有进行修正；对绩效研究仅选取了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产业升级、就业增加和经济安全,对其他方面没有涉及,如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引资竞争力等；在研究过程中没有考虑FDI与人力资本的结合这一因素,因此实证模型的结果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经济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