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在中国被迫开放的各通商口岸陆续建立了租界，其中上海公共租界是建立最早、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且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上海在开埠后不久，经济开始持续增长，其中作为先进的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东方文明相冲突相协调的产物——上海公共租界制度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困惑已久，本文就是笔者对这一问题尝试的解答。 本文试图利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体内容可分为五章。第一章是本文分析的理论基础，对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作出总结，发展了盛洪关于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理论。 第二章是概述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并结合公共租界历史将公共租界制度分为四个阶段：公共租界制度变迁的起点、公共租界制度建立阶段、发展阶段和消失阶段。 第三章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基本制度进行经济学分析。上海公共租界基本制度是建立在《土地章程》基础之上，在这章首先对租界根本法——《土地章程》演变进行概述。其次对上海公共租界的基本制度内容进行经济学分析。上海公共租界基本制度主要包括(1)永租制(2)工部局以及(3)会审公廨。永租制明确界定了租界内土地产权，从而使土地所有者有很强的动力去寻找能够为其带来最高价值的资源使用方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永租制将经济财富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从而避免了政治权力对私人财产的侵蚀，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增长。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基本的经济规则是由政治组织提供的，由政治谈判各方的力量所决定的。博弈各方政治力量由强到弱的顺序是：西方殖民者、清朝地方政府、租界内华人土地所有者。租界内华人土地所有者及清朝地方政府处于弱势的一方，其利益必然会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掠夺，从而使永租制具有掠夺性的一面。永租制是由租界内政府——工部局监督实施的。工部局是租界内外侨的自治政府，是采取代议制形式的政府。工部局一方面是租界内外侨自觉组建的，背后依靠着西方殖民国家(主要是英、法、美)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使产权和合约的监督实行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工部局受西人纳税人大会制约，削弱了政府任意侵犯个人私有财产的能力。政治规则导致了相应的经济规则，同时经济利益的结构变化也会影响到政治结构。随着租界内华人经济政治力量的不断发展，必然会引发工部局结构组成的变化，但是与西方殖民者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相比，华人仍处于弱势的一方，工部局的结构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契约自由是通过合同法来实施、保障的，但在上海租界内却采用了一种奇特的中外混合型的司法制度——会审公廨来保障契约自由。通过这一制度安排在租界内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并使得外侨在相当长时期内主导了公共租界的法庭审判，保障了契约自由。由于租界制度实施的扩展效应和联动效应，公共租界制度的影响范围遍及整个上海。本文第四章是为以上分析提供经验证据，主要是介绍近代上海贸易、工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情况，说明了租界基本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第五章是结论，对全文作出总结，指出上海租界制度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既为租界内的经济增长作出了制度性解释，也为华人反对租界制度提供了经济学的理由。 本文创新之处在于发展了盛洪关于生产性努力和分配性努力的理论，指出从长期来看，人的生产性努力与分配性努力并不存在着绝对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与此相对应的是租界制度本身提供了生产性努力的激励和分配性努力的激励，使得上海的外侨和华人在经济方面达到了帕累托改进。 本文另一创新之处在于指出了公共租界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具有的扩展效应和联动效应，使得租界公共租界制度实施的影响遍及整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