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地方政府公共投资占比份额的逐步提升,公共投资在政府经济政策中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扩大内需及维护社会稳定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存在公共投资过热、投资效率低下、重复建设等问题,公共投资过多或者过少都不能使得经济增长最大化,公共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此外,公共投资在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途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新时代的背景下,政府应如何确定公共投资规模,提升国民幸福感和经济增长,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在本文中,研究分析中国公共投资的经济社会效应.首先,参照要素投入比例偏离的构建方法,构建公共投资与私人投资比率的偏离系数,纳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衡量偏离最优公共-私人投资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其次,在最优公共-私人投资比的估计值基础上,倒推出公共投资占GDP的最优规模,并比较各区域之间的差异;然后,考虑到经济增长本身和公共投资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构建两种情形下的六种不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考察空间溢出视角下,偏离最优公共-私人投资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基于距离综合评价法构建国民幸福感指数,并研究分析公共投资存量水平及其增量水平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比较各区域之间的差异.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验证了文中假设2,即偏离最优公共-私人投资比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第二,不同地区的最优公共-私人投资比及倒推出的公共投资占GDP的最优规模数值满足"发达地区＜全国＜欠发达地区"的关系,符合实际情况;第三,空间面板设定模型中选取了最有效的SAR模型,假设2在空间溢出效应视角下得到验证.在本文研究分析框架下,经济增长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而公共投资规模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第四,公共投资水平对国民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且公共投资存量水平系数在不同地区呈现"欠发达地区＜全国＜发达地区"的关系,而公共投资增量水平系数在不同地区呈现"发达地区＜全国＜欠发达地区"的关系.公共投资的扩张会使得其实际公共-私人投资比超过其最优比,对经济增长产生一定的负向影响,不能使得经济增长最大化,但其扩张同时也使得各地区的存量水平和增量水平得到了提升,增强国民幸福感水平,为政府调控公共投资规模提供更有效全面的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