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话语基调为视角,对《孟子》的理雅各及亨顿译本进行比较分析,目的是探讨这两个译本在人际意义方面的各自特点,分析导致这两个译本差异的背后动因,以期为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带来新的启示。话语基调是系统功能语言学语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从目前来看,无论是对话语基调本身的研究,还是翻译中的话语基调研究,都存在一定缺陷。故而,为了更好地对《孟子》的两个译本进行分析,本研究首先对话语基调理论本身进行了完善,提出话语基调包含两个维度：社会基调和交流基调,而每一个维度又可以进一步细分；其次着重探讨翻译中话语基调的类型,并以此构建了一个翻译中的话语基调分析模式。本研究认为,翻译中的话语基调可以分为宏观话语基调和微观话语基调两大类。前者着眼于作品的整体,涉及作者、原文读者、译者、译文读者,后者则是有关语篇内部各种人物的角色关系。因而,在具体分析时可以从宏观话语基调和微观话语基调这两个层面着手。此外,对于每一个层面的分析,则要从社会基调和交流基调这两个维度来进行。在语言层面,话语基调由人际意义来体现,而人际意义则体现于语气、情态以及其他评价性资源等词汇语法形式。故而,本研究对《孟子》及其两个译本的比较分析是从语气、情态以及其他评价性资源三个方面来展开。研究发现两个译本在人际意义的体现上既有共同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共同之处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两个译本在陈述语气上与原文具有高度的对应性,因而,原文中陈述语气所体现的人际意义在两个译本中得以较好地体现；其次,在情态上,两个译本都存在增译和漏译现象,因而导致原文情态意义的丢失或重构;此外,在评价性资源上,人际意义在两个译本中大多都得以体现,但从经验意义上看,与原文相比还是存在或多或少的偏离。两个译本的差异则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与理雅各译本相比,亨顿译本中的一些小句虽然在语气上与原文一致,但在句法上却相差甚远；其次,理雅各译本经常将原文中潜在的情态意义显性化,而在亨顿译本中这一现象并不明显;再次,从情态量值上看,理雅各译本与原文出入不大,而在亨顿译本中,有些情态在量值上发生了变化,因而造成了入际意义的重构；另外,评价性资源中的称谓语在两个译本中有不同的体现：理雅各译本较好地体现了原文称谓语所蕴含的人际意义;而在亨顿译本中,称谓语多由代词体现,原文的入际意义弱化甚至丢失；最后,在理雅各译本中,微观话语基调的体现主要受宏观话语基调中作者因素的影响,而在亨顿译本中,则主要与宏观话语基调中的译文读者因素有关。鉴于话语基调的研究视角,本研究认为探讨两个译本差异的原因可以从宏观话语基调所涉及的参与者因素着手。然而,作为参与者的人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所以本研究必然要关注参与者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理雅各出于传教的需要而着手翻译儒经,而他本人对前人译本的不满又使他萌发了翻译一个准确、全面译本的想法。亨顿译本则是基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国文化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另外,同理雅各一样,亨顿对前人译本也并不满意,原因是它们不符合当代读者的审美需要。正是由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因素,两位译者根据各自的翻译目的,制定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采用了不同的翻译方法。具体来说,理雅各选择靠近作者,尊重原作,在翻译中采取直译,注意意义的准确性和形式的相近性：亨顿则倾向靠近译文读者,降低原作权威,在翻译中采取意译,以便迎合译文读者的语言习惯和审美需求。因此,在《孟子》人际意义的体现上,理雅各译本比较贴近原文,而亨顿译本则与原文有所偏离;从句法形式上看,理雅各忠实原文,原文的句法结构在理雅各译本中大多得以保留,而在亨顿译本中,句法结构有了较大调整,但其可读性强,符合译文读者的语言习惯。本研究对翻译研究和实践具有启示意义,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要意识到典籍中人际意义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在典籍翻译研究和实践中应注意人际意义的评价和传递；另外,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要重视人的因素,也就是宏观话语基调中参与者因素的影响。本研究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研究侧重《孟子》及其译文在人际意义方面的研究,因而拓宽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使之不再局限于经验意义的研究：其次,本研究以话语基调为视角进行译本分析,可以同时涉及译本的语言层面和社会文化层面,比较全面,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最后,本研究对话语基调理论的完善既可丰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理论,又可推动语言学视域下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