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至清中期,江南一地经济文化繁荣,社会思潮涌动,女性识字习文日渐普遍,出现大量能作诗撰词、吟诗唱和的才女。才女在江南地区数量最多,集中分布于苏州、杭州、嘉兴等地,并在明末清初、乾嘉时期呈现出快速发展的状态。才女在记录、再现的写作道路上,技艺愈发精湛,也愈发擅长表达自己,并凭借诗文才艺展开交往活动。大家族(缙绅知识家庭)的才女借助家庭、家人或亲戚的纽带展开与她(他)人的交往,从小家庭内部到家族内,进而走出家族的范围。另外,逐渐增多的才女,并非全部依靠缙绅知识家庭的助力,亦有凭借自身才情展开交往。才女的普遍交往促生了更为成熟的交往方式即社团集会,社团集会是才女走出家庭、走出熟人网络,自发的更具组织化的交往方式。才女交往从无到有,从有到成熟是才女在明清社会中的新生和传统社会进步的表现。独特的江南地域是才女群体得以萌发并生长的沃土,江南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成就了继士人之后第二大艺文群体——“才女”,促生了大量以江南特色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反哺了江南文化。另外,明清时期商人、士人、才女的流动也为才女交往提供了契机。人口流动打破了地域阻隔,文人与才女的奖掖与互动,激发了陌生人的交往欲望。江南才女突破深闺中的女性形象,在人际交往与女教规范之间寻求平衡,以师、徒、友人、塾师等角色展开与士人、僧尼、女妓的交往,打破了阶层、性别、空间的掣肘。随着才女文化水平提升及其交往活动的丰富,促使才女观发生变化。明末家国巨变,礼教崩坏,在历史紧要关头,才女作为一个“社会人士”表达了强烈的家国情怀。至清代,礼教纲常逐渐修复,性情思潮复兴与理教相矛盾,引发出对才女才情、女德的争议,但未能阻止才女数量的日益增多。随着才女创作意识的加深,对外交往的频繁,女性诗集大量出版,女性自身对“才女”身份更加认同,社会逐渐接纳“才女”这一群体。女性性别文化内涵从单一的相夫育子、综理家政的闺阁文化演变为才华卓著、以文会友的社会才女文化,使不同阶层及独立的男女性别文化有了交流与融合。江南才女的创作及交往活动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万历以后才女的勃兴,体现了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性情思潮的涌动。明清之际才女创作不曾间断,其与士人、妓女的交往行为更加普遍,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动乱下,尊卑、贵贱、男女、士妓等社会秩序的解体,社会极具复杂性与冲突性,女性创作及交往活动施展空间有所扩大。清前期,才女增长速度放缓,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家政治对江南一地的破坏,理学的复兴与礼教的加强。至清中期(雍正、乾隆、道光)才女创作的繁荣及活动的丰富,体现了这一时期社会文化、性灵思潮的复兴,社会对才情的认可。才女的文学创作及交往活动亦是时代变迁的缩影。才女的大量出现及其交往活动映射出江南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才女的产生体现了江南独特的文化生态,以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局地内敛性、文化多维性及高度包容性。才女创作是游离在儒家伦理边缘的文化,体现了儒家伦理界限的模糊。随着江南城市化深入,市镇数量显著增多,市镇经济朝纵深发展,士绅与商人距离拉近,市民生活的互动与关联愈发密切,促使江南产生新的社会性即儒商文化的融合。儒商文化的融合打破等级森严的儒家伦理文化限制,产生了更为通俗、更具社会生活性的市民文化及才女创作文化。同时,人口的流动、汇聚与才女交往也体现了江南交通的畅达及休闲方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