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意识形态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在翻译研究的文献中,对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作品仍然较少。传统的翻译研究方法都是以原文文本为导向,注重通过文本对比评定译文的忠实性。自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将社会文化语境纳入翻译研究的范围。安德烈·勒菲弗尔在其“改写”理论中率先指出意识形态在翻译中的决定性作用。此后,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意识形态与翻译的互动给予特别的关注。基于前期关于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的研究,特别是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本论文试图通过分析《牛虻》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的翻译和其译本的社会反响来阐述并证实翻译中的意识形态操纵。伏尼契的小说《牛虻》于1897年首次出版,在英美文学界已几乎被人遗忘。但此书于1953年被李假民首次译成中文后,立即被列为革命经典,并成为鼓励中国青年学习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反帝精神的政治教科书。各个改写者,包括译者、出版社以及评论家通过各种方式改写原小说,以使其符合20世纪50年代的意识形态要求,并保证中国青年读者对该小说的正确理解。20世纪50年代该小说的各种改编版本的广泛流行也巩固了其经典地位。《牛虻》在中国的经典化,包括该小说的翻译、译本的社会反响、以及对该小说的改编,与文学规范外的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采取了描述性研究方法,通过关注翻译、文学批评、改编及其他改写方式如何共同奠定并巩固《牛虻》在中国的经典地位,揭示在其翻译过程中隐藏的意识形态操纵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