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中国热”逐渐退潮。此时的凡尔纳，即如今被誉为“科幻小说之父”的作家，于1879年书写了一本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小说中的科幻元素占据了较少的篇幅，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的淋漓尽致的细节描写与想象。这是第一部西方人写作的、以中国人为主人公、以中国为故事发生地的小说。该作品由王仁才、鲍卓贤于2010年译成中文。本文以《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的法文原著与两部改编电影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中译本及相关中英法文献资料，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和翻译学等理论方法加以研究。论文内容从回顾凡尔纳的创作生平与其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入手，随后进入凡尔纳以《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为重点描写中国的研究，对比中译本的翻译情况。法国电影《杀手闹翻天》与中国电影《少爷的磨难》，二者作为该书的改编，被视为作家笔下中国形象的传播情况而被纳入研究。这是为了从注视者文化与被注视者文化的比较中，描述凡尔纳与中国之关系，勾勒其笔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探讨西方如何认识中国及中国人自身对他者想象的反应情况，从而去理解中国在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人心目中的形象，认清就凡尔纳该作品所产生的中法文化互动关系。一条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中国形象的流传行径如下：从游记资料到小说，从小说到戏剧电影。另一种说法是，从那些到中国来的人，到想象中国的人，再到中国人自身。凡尔纳描写中国的小说，在俗文化、物态文化方面继承了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传统。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体现了凡尔纳在创作方面独具匠心，其书写了一个中国背景下的奇遇故事。法国电影《杀手闹翻天》将奇遇故事升级为更具有西方娱乐特色的流行闹剧，这是顺应法国电影新浪潮的产物。中国电影《少爷的磨难》则化奇遇故事为嬉闹的自我叙述，这和当代中国电影史上的主旋律电影与娱乐片之争相关。就中国人看来，一个故事经历了一次“我—他—我”流转，形成了中外语境之间环形的文化交流。这过程中，凡尔纳所塑造的晚清中国形象经过其作品本身和他人改编，展现出“奇遇的国度”、“西方游乐场”及“虚构的回忆”三种不同的面向，由此从文学艺术这个角度反映出中国被认识与自我认识的不同。从想象中国到中国想象，中国形象经过一个“他者自我化”与“自我他者化”的张力场域的动态变化。最终，随着创作者身份的变化、历史事件描述的虚化和艺术表现形式的突破，一个具象的又富于遐想空间的中国形象被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