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明代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将自宋代以来的心学推向了极致,成为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在天泉证道中提出的四句教,可以看做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概括,也是其一生的学术总结。四句教作为阳明晚年思想的发展,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四句教的提出引起了他的两位高足王畿和钱德洪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二人提出的“四无说”和“四有说”不仅成了王门的一大公案,引起王学派别的分化,而且由之衍生出来的“本体”与“工夫”、“性体”与“心体”的讨论笼罩于晚明的学术思潮之中。阳明四句教的提出,有其特定的前提与背景。关于四句教的讨论首见于有关“天泉证道”的记述中,“天泉证道”是我们了解王阳明四句教思想最基本的史料。有关“天泉证道”一事,较权威的记载有三种。阳明晚年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四句教,这四句教不仅是阳明致良知说落于《大学》上对于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综括,而且关涉在道德主体的修养和教育中“本体”和“工夫”如何统一的问题。“无善无恶心之体”,涉及到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可看作是对心体的一种界定。“有善有恶意之动”,意谓从后天发用上来讲,本体有向善恶两方面发展的可能性。当心体随着人的在世过程而显现于外时,以可善可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可能,便取得了有善有恶的现实形态。“知善知恶是良知”,意谓作为已发之意的评判主体,其呈现离不开知善知恶的过程,现实的道德意识呈现为知善知恶。“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句是讲“致良知”的方法与途径。知善知恶之后,必须继之以为善去恶的工夫。四句教在王学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地位。四句教作为王阳明晚年的学术定论,浓缩了阳明一生的学术思想,是其心学体系的最高概括,但是四句教的提出引起了王畿与钱德洪的分歧与争执,成为导致王学分化的主要原因。四无说是王畿思想的象征,代表着王畿思想中最有特色的一个部分。阳明用“无善无恶”形容心体,既在存有论意义上揭示良知心体至善的本质内容,又在境界论的意义上揭示良知心体无滞的作用特征。在王畿看来,既然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知、物也应是无善无恶的,因此,他基于心、知、意、物的体用关系和演绎结构,以“无善无恶心之体”为起点而提出其四无说：“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是无善无恶之意,知是无善无恶之知,物是无善无恶之物。”四无说的提出,不仅开显了一个独特的存有系列,更展示了一种致良知工夫所达至的终极化境。“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旨在强调心体的无善无恶性,在以至善的良知作为其“有”的本质内容的同时,突出了良知“无”的作用形式。心中不预含关于善恶的概念,才能称为至善。“意是无善无恶之意”是从本心不执着于所感应之迹来立论的。“无善无恶之意”的立论用意,在于表达本心具有天然自足的感应能力。“知是无善无恶之知”,并非指良知不能判断是非善恶,而是指良知具有自足性,是非善恶的判定不必依赖外在知识。此论断的目的是突显对本心的自信,是非善恶皆从内生,完全不必假借于外。“物是无善无恶之物”意谓物自身无善恶,在主体的价值视野下,在与主体的关系中,才能确立其善恶的属性。在王畿看来,四无之境完全是致良知工夫所能达到和所应达到的终极境界。中晚明及清初思想界针对王畿四无说所引起的争议和批评主要集中两个方面：其一是认为王畿无善无恶的思想流入善恶无定性,取消了本体的至善。其二是认为王畿以四无说为教法,倡顿悟废渐修而入于狂禅。钱德洪的“四有”指的是心、意、知、物都有善恶的存在,这是钱德洪对四句教所作的理解。与王阳明甚至与王畿的看法一致,钱德洪承认心体的至善。但钱德洪认为,以至善规定本体,只是对心体的一般规定,是事事物物的定理；而心体的无善无恶,是对心体的一种具体规定。心体既是“至善”的,又是“无善无恶”的,心体是普遍与具体的统一。钱德洪由经验观察出发,认为心体原是天命之性,无善无恶,但人总有习心,所以意念上毕竟有善有恶,故须以格物致知的工夫为善去恶,从而还原至善的心体。在道德修养上,钱德洪要求内在工夫和外在工夫即“实心磨练”与“实事磨练”的统一。与王畿的良知现成说相反,钱德洪所主张的四有,力辟王畿论学的空疏,发扬师说,其论学宗旨倾向于阳明晚年的事上磨练。四有说只是对王阳明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未能超出阳明所说的道德实践范围。王阳明在四句教中既体现出四无的观点,又体现出四有的观点。阳明并不执定一边,而是根据不同的时间、对象、情况立教。从阳明本意来看,应是四无与四有之统一。钱、王二人的有、无之争,焦点在于工夫问题,是渐修与顿悟之争。王畿是“即本体便是工夫”,钱德洪则是“由工夫透本体”。王畿的支持者倡顿悟废渐修,后学趋于狂禅,可称之为阳明后学中的狂禅派；钱德洪的支持者强调后天实际工夫,倾向务实,可谓阳明后学中的实学派。王畿身后,以泰州学派、颜山农、何心隐等为代表的左派王学,类乎狂者。钱德洪身后,以欧阳德、邹守益、东林学派、蕺山学派等为代表的修正王学,类乎狷者。黄宗羲在总结王学分化后明确提出：“工夫所至即是本体。”工夫的展开并不是先天本体的现实化过程,它不以作为逻辑预设的先天本体为前提,本体形成于工夫的展开过程当中。这既是以往工夫派思路的逻辑结果,又意味着一种深层的理论转换,即对传统理论框架的突破,最终宣告了王学的终结。四句教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方面给予我们诸多启示。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良知是道德生成的根本,也是人的本质所在。良知本心具有天然自足的感应能力,道德品格和道德境界的提升有赖于反省内求,发明本心,而不必过分依赖后天的教导。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良知不应只保存于理论层面,而要应用于实际教化。个体仅仅悬空思索,是不能为善去恶的。在修学过程中当有一定的工夫,才能更好地为善去恶。在道德教育一度陷入困境的今天,梳理王阳明四句教中所蕴涵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思想,启示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