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发动中国农民起来革命，中共在早期革命中本来可以利用苏维埃这种在苏俄革命发挥巨大作用的组织模式。因为苏维埃不仅是一个群众组织，又是一个具有优越性的政权机关和起义机关、还是一种政治运动。它能够在革命的客观形势下使革命组织发生结构和功能的层级变化，能够组织领导群众，汇聚大大小小的力量，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由合法斗争到非法斗争，由和平斗争到武装斗争，直至夺取政权。而且还因为这种模式在运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以工人为核心联合广大民众的结构成分层级分布和无产阶级对它的领导，确保了苏维埃发展的正确方向。但是，苏维埃在一开始并不强大，它依赖于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的支持和促进，它的发展也需要有一定的客观形势。而且它的历史发展使它具有革命夺权的名声，这使它在一开始就面临着被专制政权的残酷镇压的危险。在中共的早期革命中，这些条件并不具备而这种危险更大。这就决定了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必须有一个联合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中，由于苏维埃在苏俄有过共产革命的经验，它不会被资产阶级所接纳。对此，列宁和共产国际在有关中国革命的安排上做出了调整，认为当时的中国暂时还不适合苏维埃制度，而改用农会去组织农民运动。这样，在早期的中共领导农民革命的大革命时期，苏维埃暂时被搁在一旁，而代之以农民协会这类不带政治色彩的农民自治合作组织，试图使农民革命在国民政府的合作改良框架下进行。然而，农民协会本身具有政权机关和起义机关的潜在特征，这种特征在当时中国乡村严重阶级矛盾和国民党政府消极对待的作用下最终被激发出来，农民协会的发展突破了自治和改良合作的范围，走向夺取乡村地主豪绅政权的道路，成为中共实际领导农民革命的起义机关和政权机关。农民协会的内在特征及其发展演变与苏维埃运动的相似性表明，它的存在发展符合共产党把它作为苏维埃运动的准备和基础的观点。在他们头脑中，苏维埃必须在革命高潮到来时才能实行，必须作为起义和政权的机关才有意义，而农民协会运动则是为革命的高潮的到来准备条件的。国共合作的最终破裂和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人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估计，推进苏维埃在中国的实施，在经过了一番左派国民党计划失败和“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斗争以后，中共放弃了国民党旗帜和提出了要建立苏维埃的主张，逐步加快推进苏维埃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协会因其政权机关和组织群众运动的功能逐步被苏维埃及贫农团雇农工会所取代，而逐步消退，最终退出了苏区大地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