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1年荷兰人首次踏足中国，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VOC)成立，中荷两国的官方交往由是展开。明朝末年，荷兰人多次企图与明朝接触，成效不彰。入清以後，荷兰东印度公司多次叩关，中荷官方交往趋於频繁。 顺治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拓展对华贸易，先後派出初璘(FrederickSchedel)、瓦赫纳尔(ZachariasWagenaer)，杯突高啮(PieterdeGoyer)、惹诺皆色(JacobKeyzer)、巴隆(HendrikBaron)等外交官五次访问中国，与清廷展开相当频密的接触。其中由杯突高啮率领的荷兰使团更直接访问北京，成为清代中荷首次最高层的交往，影响深远。 康熙年间，中荷两国围绕台湾问题和贸易问题，展开深度的战略合作和外交谈判。荷兰东印度公司先後派出丹镇老磨(ConstatijnNobel)、彼得·范·侯尔恩(PietervanHoorn)、宾先吧芝(VincentPaets)等使节访华，过程曲折。 雍乾年间，中荷关系继续发展，乾隆五十九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着名外交官德胜(IsaacTitsingh)率领使节团访京，成为鸦片战争以前欧洲派到中国的最後一个大型外交使节团。然而，使团以恭顺的态度换来“无功而回”的结果，在欧洲引起广泛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後世中西关系的发展。 透过对上述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荷兰遗华使团的考述，重现了早期中荷关系的许多细节，从中可以看出中荷两国对“朝贡贸易”与“自由贸易”两种不同的贸易体制各有理解，是造成两国早期交往断断续续出现障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後，论文总结分析了遗华使节的生平及其对中西交往的贡献、荷兰贡品与清廷回礼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中荷关系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等问题。 博士论文充分利用大量的中文史料，引入国内比较少人关注的古荷兰文原始档案的中译和英译，透过多语种史料的排比和分析，能够比较完整地重现清代前期中荷交往的脉络，并诠释当中各项史事的因由和影响，填补了国内清代中荷关系史研究的一些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