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是美国现代著名作家。《我的安东尼亚》是其“内布拉斯加小说系列”中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小说最初发表后获得的是商业上的成功。随后20年代,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朴素的语言和真实细腻的描写给战后迷茫的人们带来一丝心灵的慰藉,因此小说吸引了越来越多评论家的关注,大部分是从心理学和叙事学的角度对该小说进行分析的；但是随着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小说《我的安东尼亚》因其怀旧的情节和过于浪漫的主题而遭到评论家的批评；50年代后,伴随着时代的高度物质化,人们经历了心灵的空虚,从而开始转向薇拉·凯瑟的小说中寻找艺术和心灵之美,这一时期评论家主要是从浪漫主义批评,神话批评和叙事学批评的角度对该小说进行阐释；六、七十年代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涨,《我的安东尼亚》理所当然的成为评论家进行女性主义解读的范本；2000年后,随着文化背景复杂化、多元化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评论家又对该小说从后殖民主义和生态批评的角度进行解读。　　 本文即将结合生态批评和女性批评,即从生态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对小说《我的安东尼亚》进行阐释。当代,生态女性主义已经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学批评流派和文学研究方法日益流行,它是生态批评和女性批评的结合体。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之间矛盾日益激化的今天,生态女性主义对于研究解决这一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生态女性主义把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压迫和男性中心主义对女性的迫害紧密联系起来,生态女性主义者认识到所有生物之间相互依存的重要性,并重视所有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同时,她们也意识到了女性遭受的压迫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压迫都来自于男性中心主义文化。所以生态女性主义者既反对男权中心主义,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简单一句话: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目标就是取消一切的不平等,包括阶级、种族、性别、物种等一切的不平等,她们希望经过努力建立一个人类关系和睦,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社会。所以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价值体系,是一种社会运动,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和谐的生存方式。而这一目标的实现,无疑单靠女性的努力是不够的,是需要男女双方合作付出共同的努力。　　 该文试图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分析小说女主人公安东尼亚的生态自我的实现,并指出过去一直被评论者所忽略的一个事实:安东尼亚的生态自我的实现过程除了她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之外,男性在帮助她实现自我的过程中也起了不可分割的作用。但是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同样受旧大陆传统的男权中心和人类中心主义等二元思维模式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伴随着他们到了美国西部边境的拓荒生活中。他们理所当然的认为自然和女人一样是感性的,是没有任何权力的,它们存在的价值就是为人类为男性提供服务和利用价值,她们本身没有自身的价值。所以他们拼命的去征服自然,奴役女性。他们贬低和女性与自然有关的“女性特质”。美化和大肆宣扬他们认为高尚的“男性特质”。把女性和自然边缘化为与他们本身对立的地位低下的“他者”。　　 但并非所有的男性都是自然和女人的敌人,就如同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自然和女人的朋友一样。小说中的很多男性人物,如博登先生——吉姆的祖父,还有吉姆甚至雪莫达先生他们都有宽容仁爱之心,吉姆向女性的靠近过程也是也是寻找自我的过程,同时也是寻求真理的过程。他们经历了来到西部土地,远离土地与自然,然后又回归到自然得环形的找寻过程,最后终于明白人类的根基来自于大自然和广袤无垠的土地。他们都在安东尼亚的生态自我实现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们的支持也使我们看到了生态的和谐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实现的可能性。　　 而且安东尼亚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完美的生态主义者,她的自我实现过程也经历了从迷惑到错觉,到认清的过程。她开始也是盲目的崇拜男性,成为男性驯化土地和自然的工具,然后她又盲目的追求城市生活,想远离土地,最后不愉快的城市生活使得她彻底认清自己的力量来自于土地和大自然,于是她回到大草原,从那里汲取能量和力量,她在那里结婚生育。孕育了生命的果实,实现了和男人、和自然完美和谐的共存。安东尼亚对草原的认同,对土地的依恋和自然环境的结合,与男性中心主义把自然仅仅看做谋取利益的工具迥然不同。　　 安东尼亚最终用爱和哺育实现了生态自我,她的自我是在与所有其他生命的相互关联,尊重和关爱中体现的,是一种自我中心和环境中心同时并存、个体性和整体性二者兼有、人性与“自然性”融为一体的“生态自我”。她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自然和人类健康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建立在关爱、同情、创造和共同哺育生命的基础上的。这也是“新生活”的完美阐释,就是男女和谐共存,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存状态。安东尼亚在与男性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真正成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