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工作模式从“命令—执行”转变为财政分权,其对地方资源配置拥有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威。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地方政府从追求政绩的角度出发,有动机也有能力通过财政手段帮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以致其在资本市场再融资。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参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这一话题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构建地方政府目标效用函数,从地方政府利益和上市公司发展挂钩的角度解释地方政府帮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强烈动机。同时,具体分析了地方政府在上市公司上市、上市后发展和戴帽退市三个阶段帮助其盈余管理的可能及手段。本文实证部分,首先将2006-2008年数据完整的样本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划分为重亏、亏损、增、配股边缘、一般和绩优五区间,通过SPSS完成卡方检验,证明地方政府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与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分布显著相关,税收优惠对上市公司“摘帽”作用明显,财政补贴有针对性地给予亏损或增、配股边缘区间上市公司。然而,以上海证交所2008年增发上市公司为样本,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增发前三年政府补贴与上市公司补贴前净资产收益率是否达到再融资要求无关,也即部分地方政府财政补贴纳入非经常性损益后,其对上市公司增发资格的影响减弱。当然,政策有效期高于三年的政府补贴仍然对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再融资发挥积极作用。此外,本文利用Eviews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式盈余管理与上市公司增发、配股获批概率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帮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以实现增发目的。该结论也暴露出我国证券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增发、配股资格的审核存在漏洞,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式盈余管理应被特别关注。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会计准则,尤其是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和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原则提出了规范和改进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