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大量上市公司的高溢价并购,使得我国A股公司的报表中积聚了大量的商誉,形成了商誉“泡沫”,埋下了巨大的减值风险。这既影响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也给投资人带来重大利益的损失。探究商誉的减值,必须从商誉的形成初始考量。商誉形成的因素多种多样,但现有研究大多是从一个或少数几个因素,或者定性的角度,探讨对并购商誉的影响,对多种影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的实证检验较少。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从行为金融学和并购实务的角度出发,探析上市公司并购交易所产生商誉的影响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发挥作用。本文的样本是2011年至2020年我国A股1381起重大并购数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依据商誉本质的理论,商誉是并购对价减去被并购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因此,并购对价除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比率,就是取得每一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所需要支付的倍数,也就是本文表述的“并购差价比率”。将“并购差价比率”作为因变量,选取交易特征、并购双方的财务与治理特征等相关指标作为自变量。然后,利用上述指标,构建三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采取层层递进的方式开展实证研究,以求剖析高额并购商誉形成的主要原因。最后,从多个角度提出对策与建议,包括上市公司提升治理水平与加强制度管控,投资者注重理性投资和自我保护,监管部门严格落实相关信息披露要求,中介行业履职尽责与完善准则等。本文发现,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在近10年来的A股并购交易中得到印证。第一,解释变量中,由于“心理账户”、“过度自信”、“锚定效应”、“羊群效应”等原因,股份支付、业绩承诺、行业标准化市盈率对并购差价比率起正向影响作用。并且,行业标准化市盈率越高,对并购差价比率的正向影响越大。仅有关联交易的时候,对并购差价比率的影响不明显。第二,在控制变量中,从财务指标来看,对并购差价比率正向影响的有成长性、公司规模、运营、盈利和偿债等能力;从治理结构来看,对并购差价比率正向影响的主要有商誉规模“高”的行业、股权集中程度“高”的公司、两职合一的权力结构;对并购差价比率负向影响的有国有产权性质的公司,以及董事会的独立程度。第三,在交互作用纳入考虑时,扣非后营业净利率与行业标准化市盈率、关联交易与业绩承诺、现金保障能力与财务杠杆,对并购差价比率有正向影响作用。本文可能的主要贡献:（1）在理性学派的基础上,重点探究了行为金融学关于非理性因素的影响;（2）综合了多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揭示并购商誉在非理性因素下,形成的现实原因,有助于利益相关方对并购商誉进行更为理性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