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从“道”与“史”的各自内涵及其互动关系之现代转化的角度,来理解“进步”观念在中国的内部起源。传统“道”论可以区分为在“天道”层面“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合理性解释功能,和在“人道”层面“乾健坤顺”的道德一元论的规范性论证功能。这两种功能在解释循环论历史时存在着不协调：一方面,治乱循环是“天道”的顺畅表现,另一方面,“乱世”正是“人道”的缺乏。笔者将此种不协调现象称为“历史学断裂”。由此而来的“弥合断裂”意识,我认为是比墨子刻所描述的宋儒“摆脱困境”意识更为广泛和深刻的。传统哲学中的历史学思辨(本文主要论及了汉代公羊学、程朱理学、船山哲学等),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试图“弥合断裂”的努力,但由于“道”的基本预设和王朝循环的社会史事实,这些努力是无法成功的。“进步”是从西方外来的新观念,但从传统内部来看,“进步”观念在中国的兴起也可以被理解为“弥合断裂”的最终成功,“道”与“史”之间的密切联系最终被建立起来。这种联系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道的历史化”,“天道”本身被解释成进步的,进步的历史成为此种进步“天道”的完美表现,并且不再与“人道”的规范性原则相违背。其次是“历史的道化”,历史承担了“人道”的规范论证功能,中国人在“进步”的名义下反叛传统道德的同时,一种围绕历史来重建道德与意义的思维方式也诞生了。主要根据“道的历史化”,亦即“天道”观本身的变化和“天道”对“历史”的论证形式之变化,我们可以大致将中国现代“进步”观念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前进化论阶段(从太平天国到《天演论》出版),进化论阶段(从《天演论》出版到“科玄论战”)和体系化哲学阶段(从“科玄论战”到冯友兰写定“贞元六书”)。在前进化论阶段,历史观领域中实际上的“进步”观念已经出现,一些在“进步”预设下才会出现的现代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在“道”与“史”之间还没有发生密切的论证关联,人们尚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来论证进步历史的合理性。在进化论阶段,传统“天道”转化为进化之“道”,“道”与“史”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论证关联,主导性的思维方式是“推进化以明进步”。此时流行的进化论可以细分为机械进化论和意志进化论,此种区分也大致显示了现代思想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对立。从总体上看,相较于意志进化论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崇尚科学理性的机械进化论在这一阶段更具优势,自然科学所描述的进化过程取代了传统天道,提供了在知识、道德、社会组织等领域再造中国的新真理。在体系化哲学阶段,进化论阶段的科学主义倾向得到了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进步”本身的质疑和“道”“史”关系的淡化。相反,三四十年代的体系化哲学无一例外都赋予了自己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以“进步”的性质,都可以被理解为对何以与如何进步所作出的哲学方案。对“进步”的论证上升到了经过认识论质询的本体论的高度。在这一历程中,围绕“进步”观念主要展开了三个理论问题：历史哲学层面的决定论与意志论之关系问题,文化哲学层面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关系问题,和存在论层面的终极关怀问题或谓人的自由问题。三者之间虽无严格的逻辑推论关系,但也呈现出一定的演化秩序。外来普遍历史理论的进入首先激发了历史哲学的思辨兴趣,此后,人们意识到了这种新历史理论的西方性,文化哲学的问题凸显出来。其后的继续深化使这种普遍历史理论改变了存在论的背景,如何在新的存在论背景下获得自由便成为一定时期内的中心问题。在进化论阶段和体系哲学阶段,这三个问题分别依次出现,形成了两个近似的圆圈。在进化论阶段,严复和章太炎首先讨论了历史哲学问题,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凸显了文化哲学问题,科玄论战则触及到了存在论问题。在体系哲学阶段,主要在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及其反对者那里,历史哲学问题得到了深入讨论,社会史论战凸显了文化哲学问题。这两个问题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较好的总结。以冯友兰等人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讨论了在进步的道体观下如何获得自由的问题,这一问题在90年代的冯契先生那里得到了较好的总结。中国思想家在回答上述问题时的总体思路,可以概括为历史哲学上对历史规律的辩证理解,文化哲学上融合中西、创造新文明的气魄和存在论问题上对在现实历史中实现“自由”之可能性的肯定。贯穿其中的,则是在“天-人”关系思维上的古今之变：从天人之间“形而上学的同一”到天人“辩证法的互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