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国。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在国家层面是关系到以粮食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问题。从以人为本的层面讲,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一端连着农民的“钱袋子”,一端连着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农产品市场上并存的“价低伤农”与“价高伤民”凸显出了保持农产品市场稳定对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以及促进农业及农村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意义。近年来,受各种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影响的不断叠加,农产品市场出现了超常波动并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产品尤其是鲜活农产品价格波动剧烈;二是农产品价格波动损益在市场参与主体中的分配极不均衡。上述问题的出现反映了我国农产品价格形成、波动与调控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问题。究其深层次原因,一是农产品固有的局部性生产与全国性消费、季节性生产与全年性消费特征持续存在,极大地增加了政府市场调控的难度;二是在中国当前小农经营状态下,与中间商、零售商相比,农户在交易中处于明显弱势,农户被间接地排斥在农产品流通体系之外,突出表现为定价权的缺失。目前,对于国内农产品价格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导向还是学者关注的焦点,都集中于如何抑制价格波动。然而农产品价格表面上的剧烈波动,隐藏在背后的其实是包括价格形成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在整个农产品交易过程中,从田间地头的讨价还价,到运输途中的物流成本,再到零售市场的利润加成等,农产品交易的每一个环节都对农产品价格的形成与波动产生影响。仅仅从价格变动数据出发,探讨抑制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对策无非是治标不治本的“表面功夫”,且带有一定片面性。因此,必须对农产品价格形成建立充分认识和深刻把握。那么,在我国当前小农经营体制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形成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其背后机制和规律是什么?其典型影响因素有哪些?目前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是否考虑到了保护农民利益?政府在复杂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一脉相承的问题都是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以小农经营为潜在假设,以交易关系为基本切入点,运用经济学原理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农产品价格形成及其相关问题。首先,按照不同标准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分类,阐述了不同类型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内在关联;随后按照“价格构成—市场交易特征—价格形成机制”的理论逻辑,重点剖析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形成机制。其次,在小农经营的条件约束下,分别构建农产品收购价格、批发价格及零售价格决定模型,从议价能力和交易成本两个角度讨论农产品均衡价格的决定,并采用实地调研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再次,分别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动态搜寻模型研究了农产品定价权影响因素、信息与农产品价格形成关系,随后重点讨论了农产品市场定价原则下的公共政策选择问题。最后,提出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在宏观层面上农产品市场价格由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农产品均衡价格是农产品市场上农产品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时的价格,即农产品供求相等时的价格。当市场上的农产品供给小于需求时,农产品成交价格取决于买者的实际支付价格,且高于均衡价格;当市场上的农产品供给大于需求时,农产品成交价格仍取决于买方的实际支付价格,但此时的成交价格低于均衡价格;当市场上的农产品供给等于需求时,卖方的要价与买方愿意支付的价格恰好相等,此时农产品市场上的成交价格即为均衡价格。(2)在微观层面上买方、卖方特征决定农产品价格实现程度。在实际的农产品市场中,受交易规模、交易成本、产品差异化程度、信息掌握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农产品市场上的买方和卖方拥有不同的议价能力。议价能力强的一方有充分的动机与实力“胁迫”对方,从而在讨价还价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此外,卖方可以接受的降价幅度取决于其经营的农产品属性。倘若卖方对其经营的农产品的质量、新鲜度等方面有相当地自信,则其有理由拒绝买者的还价行为,如果情况恰好相反,则其必须通过降价来抓住潜在消费者。(3)农产品收购价格由收购商的经销成本、农产品生产成本、农产品批发价格、农户与收购商各自的议价能力、农户与收购商各自的交易剩余占有系数以及农产品收购交易剩余共同决定。议价能力是决定农产品收购价格是否失衡的关键。小农经营背景下的农产品收购商在交易规模、资产专用性、信息搜寻以及资金实力等方面都强于家庭经营的小农户。反映在价格形成上就是收购商必然会追求一定量的获利而不仅限于保本。在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若交易主体无法通过经济上可行的手段保证农产品价值实现,先天的议价劣势就会迫使农户只能以补偿可变交易成本为交易行为的阈值。(4)农产品批发价格由批发商、零售商的经销成本、农产品零售价格、批发商与零售商各自的议价能力、批发商与零售商各自的交易剩余占有系数以及农产品批发交易剩余共同决定。议价能力是决定农产品批发价格是否失衡的关键。农产品批发市场竞争较农产品收购市场更为充分,交易主体之间在议价能力上的差别较农产品收购市场更小,农产品批发价格比较真实地反映农产品供求规律。相对零售商而言,更大的价格风险迫使批发商只能以收回可变交易成本为参与农产品批发市场交易的临界条件。而对于零售商来说,其面临的价格风险主要体现在交易发生之后。在农产品批发环节,经营灵活的零售商往往有机会追求一定量的获利。(5)在近乎完全竞争的农产品零售市场,买卖双方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农产品均衡零售价格由农产品实际供给量、消费者对其他商品的消费量、其他商品零售价格以及商品间的替代参数等因素决定,并受消费者消费支出的限制。以果蔬为例的实证分析表明农产品批零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联动关系,同时说明,一定时期、一定市场上农产品的批发价格较多地影响了零售价格而不是相反。苹果价格的特例说明农产品价格之间的联动关系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必须结合农产品属性以及市场特点具体分析。(6)基于脐橙种植农户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特征、市场力量、商品特征均对农户议价能力具有一定影响。户主年龄越大,农产品收购价格越低;农民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越高;农户家中从事农产品产销的劳动力越多其农产品收购价格越高;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农户的议价能力也越高;有贮藏设施的农户在农产品收购价格议价上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作为合作社成员的农户其农产品收购价格比不是合作社成员的农户高;了解的市场信息越多越有利于农户议价能力的提高。从回归系数绝对值来看,是否有贮藏设施、是否是合作社成员、是否采用新技术和是否了解市场信息是对农户脐橙收购价格影响最大的4个因素。(7)信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形成,这种影响是通过影响交易主体的价格行为来实现的,交易主体所拥有的信息结构一旦发生改变就有可能引起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化。农民合作社的引入实际上会压低生产者的保留价格,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中间商为达成交易所花费的交易成本,这就有可能会降低中间商的出价。引入农民合作社后,农产品均衡销售价格必定会低于或等于无农民合作社的农产品均衡销售价格。从信息的角度来看,部分生产者选择加入农民合作社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对信息成本的节约。(8)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农业与农产品特性以及“谷贱伤农”等问题,在坚持农产品价格市场决定的基础上,必须充分发挥政府适当干预的作用。对于中国来说,农产品价格公共政策的目标体系应该包括保障食物和粮食安全、减轻财政负担、提高宏观市场效率、维护农业产业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等。当前我国农产品价格公共政策存在部分公共政策的制定随意性较大,缺乏科学性,公共政策由行政手段主导,法制化手段缺失,农业补贴力度相对不足,且针对性不强以及部分农产品价格调控存在“止涨不止跌”的不对称倾向等一系列问题。当前我国公共政策介入农产品价格形成应该遵循市场化和法制化原则。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1)以当前我国的小农经营体制背景为潜在假设,从微观视角下的交易关系维度出发,构建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农产品价格形成研究理论框架。该研究框架立足于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完全信息假设等构筑的农产品交易“真实世界”,将农产品价格形成从传统的供求均衡转移到交易过程的讨价还价上来,兼顾农产品流通中的效率与公平,探索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餐桌的完整交易关系及其规律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主流经济学在研究价格问题时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的传统,从而在分析框架方面做出了新的尝试。从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此类研究尚属鲜见。(2)将交易成本经济学、讨价还价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的均衡价格理论体系有机地融合,将交易关系、议价能力、交易对象属性等因素纳入农产品价格决定模型中,并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较以往仅考虑影响农产品供求函数的宏观变量所构建的价格决定模型,本文对模型的设计更接近农产品市场交易的真实状态,因而更具现实意义。本文按交易关系将农产品价格作收购价格、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分类,并分别构建价格决定模型,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比前人研究往往忽视农产品流通过程的做法更合理,也更具针对性。(3)在吸收借鉴前人研究方法的同时,结合研究对象和目的对模型方法进行了适应性地改进。本文在设计农产品价格决定模型的成立条件时,结合农产品相对普通商品鲜活易腐蚀的属性特点,从议价能力和交易成本角度分别讨论了其对农产品交易及价格形成的影响。在运用动态搜寻模型研究信息与农产品价格形成之间关系时,引入“非营利中间组织”,使原模型更加符合农产品交易特征,从而扩展了模型的适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