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协议的性质定位决定了采用何种审理规则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实践中受民事合同思维影响,目前的通说既肯定了行政协议的“行政性”又肯定了所谓的“契约性”。本文就是从对行政协议定性问题的研究出发,运用了法规范分析、案例分析以及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针对行政协议概念的引入以及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形态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的,并将此类争议的解决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相对照。最终得出结论:行政协议仅是行政行为的一种表达方式,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法律体系内并非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所谓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仍需按照对行政行为的审理规则、以系争的协议条款所表达的行政行为所应适用的实体法为依据进行审查。经过比较法研究和案例分析不难发现,行政协议是行政行为的一种表达方式。第一,从法规范、国内相关实践发展历程以及适用范围问题三个角度分析行政协议的性质。通过查阅相关德国法的英文版本发现,德国立法中实际上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实现特定类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或撤销的方式,而中国立法中有明显的将行政协议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概念的倾向。在我国,从行政协议进入现代行政管理和服务领域以来发挥的功能来看,其定位是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和服务过程中的一种工具。通过实际案例对比分析,针对何种行政行为可以通过协议方式表达的问题,应首先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第二,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法释[2019]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行政协议司法解释》)同时发布的十大参考案例为样本,通过研究相关裁判文书原文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总结,在这些参考案例中法院论证前后逻辑冲突、新审判逻辑指导意义不足、行政协议与作为实际审理对象的行政行为之间并非一一对应等问题都较为明显,进一步证明司法审查的对象并非所谓的行政协议而是其所表达的行政行为。针对上述问题,《行政协议司法解释》中设计的为解决行政协议案件设计的诉讼制度以及相关文献中提炼出的理论界的各种主流观点都提出了解决行政协议司法审查问题的各种方案。在司法解释文本中,现有审查规则对行政协议的定性认识不清,从而影响行政机关在采用协议形式进行行政管理和服务时的决策有效性,也会导致法官在遇到司法解释文本中并未涉及的情况时茫然无措。其次,理论界的现有解决方案,尤其是通说理论未能摆脱传统契约理论的影响,少数将行政协议作为单独的行政行为类型的观点也值得商榷。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仍应遵循行政诉讼规则,即使是现有的行政诉讼制度尚不能完善解决此类争议,也应对行政诉讼制度本身进行优化。首先应明确司法审查的对象应是行政协议背后的行政行为,进而通过理论分析结合一定数量的个案分析发现当前行政协议的各类争议均可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在上述两大前提下,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遵循行政诉讼规则是可行的。其次,考虑到传统认识中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在解决形式日益多样的所谓行政协议案件时在个别问题上力量不足,建议通过法律解释全面发挥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效能、进一步推动行政诉讼制度本体的改革以及辅之以必要的配套诉讼活动辅助机制三措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