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困扰我国居民的绝对贫困难题以2020年末脱贫攻坚战获得全面胜利为标志已得到圆满解决。在减贫事业由此迈上新台阶的“后扶贫时代”,巩固脱贫质量、避免已脱贫家庭再度跌落贫困陷阱无疑将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务,而作为贫困研究中的前瞻性度量指标,贫困脆弱性恰好可以为此助力,成为相关部门政策制定的有效工具。与此同时,伴随人口预期寿命的逐渐延长和出生率的持续走低,老龄化业已演变成为了我国社会当前和未来面临的重大挑战,随之袭来的沉重养老负担也将成为冲击家庭部门福利水平不可忽视的潜在风险因素。家庭在理论上存在着因老陷贫、返贫的可能性。上述结论虽然在部分文献中得到了一定的揭示,但仍然缺乏更为详尽和细致的实证研究予以充分支撑。本文遵循绝大多数研究的思路,以家中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表征老龄化程度,以家庭下一期会贫困的概率表征贫困脆弱性,利用2014、2016和2018年的三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计算了样本家庭每年的老龄化程度和贫困脆弱性,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系统和创新的考察。本文研究发现:（1）基于国际贫困标准和家庭消费贫困视角,人口老龄化会在一定程度上显著增加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在替换主要代理变量以及更换不同估计方法的情况下这一结论仍然稳健;（2）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老龄化会显著减少家庭整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家庭消费中医疗保健支出所占的比重,而收入水平的减少在老龄化增加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中介作用、但医疗保健支出规模相对增加的中介效应却并不显著,同时,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有效参与有助于减轻老龄化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加深作用;（3）异质性分析的结果则表明,老龄化对于贫困脆弱性的深化效应在农村家庭、农村独生子女家庭以及老人独居家庭身上表现地更为突出。就研究发现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如下应对之策:首先,新时期的贫困治理和预防工作开展应对老龄化影响给予足够重视,并结合区域位置、家庭特征等因素进行重点监测和定点帮扶。其次,应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扩大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缴存率的同时注重其公平性、有效性和持续性,大力推动商业保险等补充手段良性发展,真正落实老有所医、老有所养。此外,需积极探索和优化社区照料、机构养老等多种老年服务途径,使其能够作为传统养老方式的有效补充,充分分担家庭部门的养老压力。最后,须认真做好当前的劳动市场保护工作,合理、按需推进渐进性延迟退休政策落地并完善与之相关的民生保障使得老有所为,鼓励创造灵活、多元、可靠的就业渠道以保证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家庭整体能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进而从根本上帮助家庭避免陷入因老致贫返贫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