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唐宋笔记小说、诗话、文集序、年谱、诗歌笺注类著作中有关杜甫诗歌及相关材料为研究对象,借鉴国内外文学经典研究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独特生成方式,并以此经典生成方式为切入点,揭示唐宋杜诗经典化的历史进程。本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为唐宋杜甫诗歌经典地位的建立。首先以孔门说《诗》为例,介绍先秦两汉儒家学者在解读《诗经》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生成方式。其次以《诗经》的经典化方式为标准,揭示杜甫诗歌在唐宋两代经典化的历史现象。第二章为唐宋人的宗经辨杜与唐宋杜诗的经典化进程,主要是以杜诗的经典化方式之一即宗经辨杜为切入点进行考察。唐宋人宗经辨杜的主要方向就是攀附《诗经》与《春秋》说杜,而其主要目的就是借汉儒说《诗》的“主文而谲谏”的批评策略和微婉显晦的春秋笔法给杜诗叙时事、寓褒贬寻找一种含蓄风格的依据,同时也借助“思无邪”的儒家《诗》论、《春秋》圣人删述乃“天下之公政”的批评权威地位给予杜甫诗歌的叙时事、寓褒贬赋予合法性。第三章为唐宋知人论世之学与唐宋杜诗的经典化进程。首先以杜诗经典化方式之二即诗歌本事批评为切入点,考察了唐五代笔记小说与宋代诗话类著作中杜诗本事批评的沿革。唐宋杜甫诗歌本事批评的内在理路即“本事”→“本意”→“本义”,通过采集触动诗情、诗思的背景事件,设身处地地去感受诗人当时的创作处境,并在“人心所同然”的理论预设下,进一步的推导出诗人的创作意图,然后再将诗人的创作意图当作诗歌的本义。只是在杜诗本事批评实践当中,宋人更为关注杜甫本人的创作意图与情感心理,同时更为注重对可以体现杜甫忠孝品格和诗歌美刺之意的杜诗本事进行阐发。其次以杜诗经典化方式之三即诗歌编年阅读法为切入点,考察宋代杜诗年谱与编年杜诗集对杜诗经典化的影响。年谱与编年诗集的编撰深化了宋人对于杜甫诗歌的知人论世,而宋人编撰年谱与编年诗文集所着眼的“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主要是集中于忠君爱民的思想情感之上,这对于杜甫个人形象的圣人化,无疑亦有推动作用。除了年谱与编年诗集的编撰之外,宋代编年杜甫诗集对杜诗本事的大量探讨也极大地推动了唐宋杜诗本事批评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