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二仙庵始建于康熙年间,是全真道龙门派碧洞宗的祖庭,也是我国为数不多具有传戒资格和传戒能力的道教十方丛林之一。乾嘉时期,道教处境艰难,但二仙庵经道众的共同努力获得了较大发展。晚清时期是二仙庵发展史上最为关键的时期。道光二十九年(1849),二仙庵被授予“十方丛林”的称号,为传戒奠定了基础。民国时期,道教所依托的传统封建体制垮台。面对新的政治环境,二仙庵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道教事务,发展刻经事业,组织宗教活动,保持着积极发展态势,巩固了碧洞宗在西南地区的地位。光绪十四年(1888),宋至智在二仙庵开坛演戒,其后阎理和、王宗生、熊理斌、王伏阳相继传戒说法。至民国三十一年(1942),申信筠开坛传戒。此次传戒虽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但四川深处大西南,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二仙庵自建立之日起就与官方联系密切,民国时期更是主动与政府合作,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二仙庵人才辈出、宫殿规模较大、信徒较多、文人墨客常聚于此,增加了其影响力。雄厚的宫观经济实力为二仙庵传戒奠定了物质基础。二仙庵的经济来源是多方面的,依靠田产获得收入是其主要途径,因花会所获得的收入是另一重要来源。民国三十一年传戒所留下的《二仙庵壬午坛登真篆》记录了27名戒师、115名得戒弟子的个人资料。此次传戒的戒师均为四川籍,多为“崇”字辈,辅助传戒师呈现年轻化的特点。得戒弟子来自5个省份,以四川籍最多,云南其次；分属于龙门派、华山派,以龙门派居多；共涉及4省36县的84座戒子出家宫观。该登真篆为研究民国末期全真道在西南地区的发展、全真道的宫观分布情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在将近60年的时间里,成都二仙庵传戒多达60余期,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传戒培养了大批道教人才,并深刻影响了西南地区的道教信仰格局。总之,二仙庵的传戒壮大了全真道的势力,是全真道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