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春秋》盛行,《史记》于这样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诞生,正基于此,不管在写作目的、方式、思想还是引用材料上,《史记》都深受《春秋》经传的影响。《史记》中的“《春秋》”研究,既包括《史记》的“《春秋》”观研究,也包括《史记》引用“《春秋》”史料的方式研究、《史记》中的《春秋》之“义”研究以及《史记》与《春秋》笔法的研究。《史记》的“《春秋》”观研究,笔者通过对司马迁笔下“《春秋》”二字的涵义进行分析,发现它是包括《春秋》经、《左传》、《公羊传》以及《谷梁传》在内的广义“《春秋》”,受到了汉前“《春秋》”观的影响。对司马迁描写《春秋》经的文字做以梳理,可以得出司马迁认为的《春秋》经是孔子所作,包含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等,这种认识是源自于孟子、董仲舒以及司马谈等。司马迁追求《春秋》经传“史事”与“义理”二者结合,司马迁记载春秋史的材料大多数来源于《左传》一书,引用《左传》材料时主要有文字训释、删繁就简、融会贯通等几种方式。《史记》中一些大臣在奏谏时使用公羊大义如大居正、大复仇、子以母贵等公羊大义,它们在当时扮演的社会角色就是治国之“法典”。此外司马迁将《公羊传》中的“大一统”思想运用于《史记》中,主要体现在体例设计、对夷夏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国家一统的赞美上。他还受《春秋》笔法的影响,将其发展为寓论断于叙事、互见法里见褒贬、善用讽刺褒贬自现等形式,把他的态度融会贯通于记事之中;司马迁见到的《左传》版本是有“君子曰”的内容,“太史公曰”的模式就是受到了“君子曰”的影响。于司马迁开始,至后代的春秋学家诸如刘向、刘歆等人,逐渐开始有了将《春秋》经传分离的意识,《春秋》逐渐指向经,不得不说,司马迁的“《春秋》”观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又一个的春秋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