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日益改善。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在这几十年历史中,我国的农村政策本身就发生了多次较大的变革,它在为农村社会指明新方向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时下,对于农村社会发展的阻力之一就是农民的去组织化现象,曾经的“熟人社会”已经变为了“半熟人社会”,农村社会逐步迈入原子化,从根本上侵蚀着农村社会良性运行。但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却是以集体形式开展生产和生活的,农民之间、干群之间也都保持着高度联结的组织状态。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村基层组织变迁值得回顾与深思。和村是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坪坝营镇下属的一个行政村,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对和村基层组织60年来的变迁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由此展开思考,阐述了农民再组织化的三种重要机制以及在乡村振兴中提升农民再组织化的途径。和村的基层组织发展从整体上分为1950到1957年、1958到1980年以及1981到2010年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国家权力进入和村,消灭了当地的土匪和地主,并带领农民响应国家号召,建立农业合作社。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层层递进下,农民的参与性愈来愈高,呈现出去小农化的思想方式变革以及去封建化的生产方式变革。在第二阶段,杨洞人民公社倏然建立,生产小队作为当时最小的基层组织单位,像粘合剂一样紧密连接了和村农民生产生活的各个细节,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实现了高度的组织化生活。在第三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人民公社的解体动摇了农民高度组织化的制度基础,和村农民之间互帮互助的情况日趋稀少;税费改革亦加剧了干群关系的疏离,和村基层组织对农民的号召力和整合力逐渐衰弱,农民再组织化面临巨大困境。本文通过梳理历史发现,农民原子化现象只是农村社会变迁的趋势,而非结果,需要通过再组织化使其扭转。农民再组织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分为权力机制、利益机制和互动机制三种,无论是农民的去组织化还是再组织化,都与这三种机制的作用紧密关联。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地区亟须改善当前困境,通过突出政治引领、推进产业发展、增强文化建设和创新社会治理四种路径,引导农民通过再组织化重拾昔日的团结,使其在组织中寻求栖息和共进。此外,贯穿以上四种路径的主线是以人为本,造福农民,不断提升农民再组织化的意愿和热情,只有依循这样的策略,农民的组织化才是深刻且长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