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商人》作为一部“黑暗喜剧”涉及宗教、性别、消费等严肃元素,充斥着身体与头脑、基督教与犹太教、传统贵族与新阶层的对立。本文拟以其中的服饰书写为切入点,以新历史主义中的颠覆与抑制、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双向互动为依据,深入分析《威尼斯商人》中服饰的种族记忆、身体记忆和消费记忆功能。服饰具有多重记忆功能。夏洛克的服饰,一方面黑色长袍是客居他乡的犹太人深刻的种族记忆的体现,是民族记忆的缩影,不变的袍子色彩展示的是这个被异化的民族身上沉重的窒息感。服饰呼应了夏洛克对遭受的不合理待遇的控诉,展示了夏洛克对传统秩序中权力强弱位置的颠覆。另一方面,剧中对犹太族遭到的不平等待遇的描写为夏洛克悲惨的结局作了铺垫,说明权威通过允许颠覆存在最终实现了对颠覆的遏制。波希霞在剧中的两套服饰,一套是选匣时波希霞穿着的华丽的裙装,另一套是“易装”后男性服饰,易装后的服饰使得波希霞获得了男性身份,从而有机会拯救处在危险中的安东尼,颠覆了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权威。两套服饰也体现了身体和头脑之间的二元对立,裙装展现的是女性优美的曲线,易装使得波希霞暂时丢掉性别身份,忘却身体记忆,用知识或头脑获取了尊严。福根勃立琪穿着的各种外来的昂贵新奇服饰体现的是“抑奢法”推行背景下整个社会的消费记忆和受到冲击的社会秩序,福根勃立琪与巴萨尼奥不同的结局展现出莎翁个人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国族性的拥护。本文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对《威尼斯商人》中的服饰与记忆的复杂关系进行探究,并深刻阐释文本与历史的互动,以期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跨学科研究提供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