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忽职守作为渎职行为的一种,是我国法治建设紧抓的重点。多数重大案件背后存在部分官员严重的玩忽职守行为,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由于玩忽职守类案件主体复杂多样,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对玩忽职守罪主体的认定分歧,玩忽职守罪的重大损失是定罪的关键因素,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中,对于重大损失的理解和认定有很多争议,我国关于玩忽职守罪因果关系的认定难以形成统一的认定处理方法,致使很多犯罪难以查办和审理。因此,对玩忽职守罪司法认定问题的研究是重要且迫切的。本文通过案例引出玩忽职守罪司法认定的三大问题。首先,对宋某某的案例关于犯罪主体认定的争议焦点进行了讨论,并代入现有认定标准,以分析身份说和职权说在具体案例中的优缺点;第二,以蒋某某玩忽职守罪案件为例,分析关于重大损失认定的争议焦点,并以现有的重大损失认定标准代入到案例当中加以评判,讨论不同的认定标准在不同案件中对定罪和量刑的影响;第三,以魏某案为切入点,讨论行为人的行为与重大损失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玩忽职守罪关于因果关系的讨论较为复杂,笔者剖析了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因果关系、多因一果关系和一因多果关系、存在介入因素的因果关系等不同逻辑思维下因果关系是否成立。本文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确定从事公务的标准、具备从事公务的资格、划定“职守”的界限以完善犯罪主体认定标准的建议,通过讨论可量化物质性损失和不可量化非物质性损失两方面以完善重大损失认定的基本思路,对因果关系认定方法提出合理建议。随着此项研究的不断发展必将推动我国相关法律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完善,对司法实践认定玩忽职守罪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