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已取得良好开局,但在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宗主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上,学界一直存在着“制度促进论”、“制度阻碍论”和“制度无关论”之争。那么,在“一带一路”地区,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怎样的影响呢?本文首先从腐败、政治风险和法治水平三个维度来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同时描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经测度发现,“一带一路”地区的制度质量呈现出“高腐败”、“高政治风险”和“低法治”的基本特征,即“一带一路”地区的制度质量偏低,制度风险偏高;然而,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的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却呈现较明显的增长趋势。同时,也发现“一带一路”内部各区域之间的制度和投资特征存在差异。其次,依据制度经济理论中的寻租理论、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分析认为,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腐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多地发挥“润滑效应”;在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更容易突显相对的竞争优势;法治对以基础类行业为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负面效应远远大于正面效应。因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加倾向于流向腐败程度偏高、政治风险较大和法治水平相对低下的东道国,表现出无畏制度风险的投资趋势。再次,选取2004-2013年为样本期间,基于理论分析与相关假设,分别从腐败(CPI)、政治风险(ICRG)和法治(LAW)三个维度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制度质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从回归结果中发现:无论是从腐败、政治风险还是法治角度来看,东道国制度质量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制度质量越高,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越少;此外,东道国的市场规模、FDI开放度与双边贸易投资保护程度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相对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距离却阻碍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对中国企业投资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因而,此研究结论有效地支持了“制度阻碍论”,并为当前学界关于东道国制度质量与宗主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之争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最后,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基础上,依据研究结果与相关解释,从制度偏好的动态选择路径、“合作共赢”的发展战略、投资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及重点投资领域四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相关启示,以期可以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双边经济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