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乡土小说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倾向,一方面,左翼文学和鲁迅影响下的乡土写实小说对乡土有着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文人对传统乡村则怀有深深的眷恋。而师陀的乡土小说杂糅了反叛与眷恋这两种感情,其矛盾性的书写方式使他的小说风格独具一格。在师陀的作品中,既可看到京派的气质,又可感受到鲁迅和左翼的精神,他在文学创作中所选择的题材大多类似于传统意义上的田园,但其中流露出来的价值取向却是反田园的,这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师陀在纠结的情感模式之下,讲述了发生在田园中反田园的故事,形成了独特的反田园诗的乡土叙事。研究师陀复杂矛盾的反田园书写渊源,对了解特殊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理和精神状态、以及在此种状态下所呈现的社会真实有着不可小觑的价值。师陀反田园诗乡土叙事风格形成的原因离不开他创伤性的乡土经验和独创性的文学思想。幼年时期悲惨的乡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师陀内向的性格和忧郁的气质,他虽然生于乡土、长于乡土,对故乡有着情感上的依恋,但乡土环境中人情的寡淡、经济的落后、文化的专制和战争的纷扰,致使师陀对故乡充满悲悯的同时又控制不住内心的愤恨,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故乡怀有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因此在描绘乡土生命和美景的基础上有着表现乡土苦难的反田园倾向。师陀独创性的文学思想使他不拘泥于某一流派,同时也不排斥任何文学派别,他对京派、鲁迅和左翼的扬弃使之创作既带有京派式的古典诗性,同时又兼具鲁迅和左翼式乡土写实与批判的现代诗性,其乡土的田园创作异于古典美学意义上的田园,这独特的乡土田园创作源自他博采各家、坚持独创的文学思想。在乡土经验和文学思想的作用下,师陀的反田园诗乡土叙事呈现了一定时期真实的乡土社会生态,小说中类型化的人物展现了乡土社会的整体风貌,乡土的闭塞、落后离不开封建宗法文化对人们思想上的禁锢,师陀找准文化立场,对乡土文化进行批驳。乡土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造成个体生存的孤独、虚无和异化,个体的荒诞化意韵充斥着整个乡土世界,他的田园充满反田园的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