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十八大召开为标志,中共中央开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行反腐倡廉工作,中国也由此进入了一个高压反腐的新时期。随着众多省部级以上党政要员的落马,高官职务犯罪的量刑问题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的量刑均衡性始终饱受质疑,严重时甚至可能损害到我国的司法公信力。为切实探索我国高官职务犯罪量刑均衡与否以及影响量刑均衡的主要因素,本文对中共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全部145个省部级以上的落马高官案例进行了统计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部分职务犯罪的犯罪数额与宣告刑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除了数额对受贿罪量刑结果有决定性影响,自首、立功、退赃对量刑结果有显著影响以外,非数额情节、索贿、犯罪未遂、坦白、如实供述、认罪、悔罪、积极退赃等8种情节皆无显著影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高官职务犯罪确实存在量刑失衡的风险,具体表现为:职务犯罪刑罚体系设置的不合理影响部分罪名数额对宣告刑的作用力度;贪污贿赂犯罪“数额+情节”的双轨评价模式应然与实然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仍是“唯数额论”模式,非数额情节的量刑作用被虚化;索贿、坦白等法定量刑情节存在作用淡化的风险,而退赃、悔罪等酌定情节有过度适用的风险。为此,应完善职务犯罪刑罚体系;调整贪污贿赂罪非数额情节的内容,并赋予其独立的量刑功能;提升法定量刑情节的功能定位;完善酌定量刑情节内容体系,规范适用标准,降低退赃等酌定情节的从宽幅度。从而尽可能地消减职务犯罪量刑失衡的风险,以实现公正司法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