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考据盛行,尤以乾嘉学派为代表,以训诂之法对儒家经典进行整理和研究,于易学亦然如此。另一方面,西学东渐过程正逐步深入,西方科学尤其是数学的传入已深入当时学人之中。焦循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在沿袭前人治易方法的同时,总结运用数学中的相关原理,融数入易。焦循对易学的研究始于其父提出的“辞之同处”问题。焦循以此问题为切入点,将《易经》中的名辞归纳分类,认为这些名辞如同数学中的甲乙丙丁等符号一样,具有象征性,而易学研究需要透过这些符号,发掘《易经》中的内在含义。为此,焦循作了两方面的工作。首先,从考据学的角度,以假借与转注的训诂之法引申名辞的表征义。这样就扩大了名辞作为符号所关联各卦之间的范围,是更多的卦爻之间有了错综复杂的联系。另一方面,焦循创造了解《易》的三大原则,分别为旁通、相错、时行。其旁通之学主要言升降之法,相错之学主要言比例之义,时行之学主要言变化之道。此三种体例是为了寻求名辞的行动路径。最后,焦循运用“齐同”、“比例”等数学原理,补充其解《易》的方法。焦循将卦爻名辞与数学符号相联系,由此以数学运算附会于卦爻的变动。焦循进一步为其解《易》之法找寻理论上的依据。焦循提出了“性灵”的经学研究方法。研究经学要求“性灵”,他所谓的“性灵”即是取百家学说,但不囿于他人之说,发挥自己的见解,以表达自己之思想。即其所说“博览众说而自得其性灵”。在以数学之法解《易》的过程中,焦循将算法简单化,去繁取精,只留加减乘除四者,以达其用。数学之理本“自然”,故焦循可将多种题目归类为一,并将数学之“法”推用于经学研究之“法”。为了使卦爻的变动有义理可循,焦循又补充了当位失道原则,当位失道说旨在通过变通的行动法则,示人吉凶,对行动之后的卦爻进行了价值判断。不管是旁通、相错、时行,还是齐同、比例,最终变化皆归于一处,即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此即当位之说,不当位则为失道。这是焦循将卦变学说演进为道德学说的重要步骤。焦循易学研究的最终指向归于“道德理义”,其易学思想乃是一道德哲学。焦循于易学最重视“变通”概念,他所说的“变通”指人与客观环境的互动,人主动的调整其自身行为方式,以适应客观环境与社会的要求,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焦循又强调一贯之道,为达到一贯之道,焦循试图以“文”和“礼”教化、约束人。“文”可以使人博学,破除执一异端。只有人人以“文”、“礼”自持,才能使“性”与“命”统一于“道”之下,以达到一贯之道。焦循又确立了《周易》乃是圣人教人迁善改过之书,在此,焦循首先论述了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能够受教而向善。而后焦循把《易经》是为教人向善之书,文王、周公、孔子做辞皆是为了使易得以流传。由此可知,焦循由人性出发,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四圣依易以教人,阐明“迁善改过”之理,这是一种圣人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