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地区的民族变迁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先后活动于该地区的民族数量多,而且还表现在前后民族的相互混生交融。自古以来,在河西走廊地区活动过的民族到底有多少,这恐怕已无人能说得清楚。但从民族变迁之大势来看,这一地区民族变迁的主要线索又是十分清楚的。秦汉初期及其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乌孙、月氏、匈奴与羌等游牧民族或者先后或者共同长期生活繁衍于此。自汉武帝派大军从匈奴手中夺取河西走廊地区之后,在匈奴等游牧民族人口大量迁出的同时中原农耕民族人口大量迁入。直到魏晋三百多年时间里,汉民族人口应该是该地区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样,河西走廊这片游牧民族的天然乐土第一次被开辟成了农耕民族的家园。从东汉中后期开始的诸族内徙一直到隋唐之初,这段时间河西走廊地区民族状况异常复杂,农耕民族人口由于丧失了强大中原王朝的支持,面对强大草原民族的侵扰,或被屠杀,或逃归或被同化,人口数量急剧下降。而与此同时,氐、羌、吐谷浑、鲜卑、柔然、突厥等民族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渗透到该地区,从而使得河西走廊地区社会经济形态在相当程度上回复到了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畜牧经济形态。隋、唐建立以后,中原王朝凭借强大的实力后盾,再次着手经营河西走廊及其以西的西域,汉民族人口再一次大规模的进入河西走廊,该地区的农耕经济迅速得以恢复、发展,农业社会系统再次重建。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原王朝与吐蕃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该地区逐渐落入吐蕃之手。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以汉民族为主导的河西走廊地区又开始了长期的吐蕃化时代,农业社会系统再一次瓦解。继吐蕃之后,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又相继控制这一地区,直到公元十四世纪中后期明朝控制并开发河西走廊中、东部。全过程约600余年。从明代到现在,河西走廊地区一直牢牢地控制在统一的中原王朝手中,大批汉族农民又一次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下或相关政策的鼓励下进入河西走廊地区,进行农业开发。经过中原汉族移民600多年的开发经营,到今天,河西走廊地区已经彻底的由历史上纯粹的游牧民族天然乐土变成了农业民族的家园。任何部落、民族要想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生存、发展,都得开发、利用当地的水土资源,而且还得要找到适应自己所处地理、气候等环境的开发利用水土资源方式。也就是说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会形成不同的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这是自然环境因素对人类行为在本质上的规定与约束。特定的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一旦形成,它就会得到熟悉它的人们在相同或相似甚至差异较大的环境中长期固守。比如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南下进入农耕地区,他们就不会放下马鞭而抄起锄头进行农业生产,至少不会在短时间内这样做。同理,农耕民族亦然。由于河西走廊地区特殊的地理区位以及水土等自然条件,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竞相争夺的地区。伴随着农牧民族交替入主该地区,就必然引起区域内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更替变迁。即如果农耕民族进入该地区就会大力推行自己所熟悉的农耕这种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相反游牧民族则大力推行畜牧这种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方式。这样就形成了河西走廊地区历史上农牧两种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反复交替推行、采用的现象。尽管从另一方面来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在一定范围内是拥有相当自由的,即在开发、利用的方式以及手段的选择上具有一定范围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度本身是随着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差异程度不同而有所不同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越脆弱,人们开发利用它的自由度就越小,反之越大。对于像河西走廊这样的自然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地区,这种自由度可以说是极其有限。因此,在河西走廊地区,由于居民民族成分变迁而导致的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变化,最后又会引起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同性质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