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30年,但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就业,这一现象自90年代以来表现得更加突出。国内学者从经济转型、体制改革、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等方面分析了这一问题的成因,但多数研究都局限于国家层面。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区位条件和政策待遇的差异使得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表现出高度的不平衡性,长期的非均衡发展也导致中国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呈现巨大的差异,因此,单纯从国家层面研究就业问题无疑会忽视这种显著存在的区域差异,导致研究结果的失实。本文按照区位和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并从区域和国家两个层面来研究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通过不同层面研究的对比,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这些结论对以往国家层面的研究起到补充作用。文章首先通过对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三个方面的经验研究,论述了中国高增长低就业的事实。还通过国际对比得出中国的高增长、低就业现象在世界范围内不是一个普遍现象。然后,我们从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通过国家层面与不同区域不同阶段就业弹性对比,研究各地区对全国就业变化的影响,并解释原因。通过各地区数据的计算结合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我们发现:①面板数据的拟合结果显示东部就业弹性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但这种与中西部的差别仅仅是从90年代末开始的,我们推论东部地区就业增长对全国的拉动效应是难以为继的。②区域层面就业弹性的研究发现,2000年后中西部就业弹性平稳,东部弹性出现显著的增长,这与国家层面的经验观察相悖,这是由于下岗对就业的影响在国家层面中没有显现而导致的。③区域研究结果显示,去除1990年以后国企改制等结构性影响,全国就业弹性总体表现为低水平的平稳。④以往的研究经验高估了东部就业的拉动作用,东部需要有1.8倍于中西部的弹性才能带来相同的就业增加,因而加快中西部工业化进程才是解决中国高增长、低就业的关键所在。接着,我们分区域和国家层面研究影响我国增长就业的结构性因素。通过结构对增长与就业影响的规范研究,我们选取了产业结构升级程度、产业结构变动强度、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等变量作为就业变动的解释因子,构造省级面板数据,结果表明:①第二产业的发展对中国各地区的就业均有促进作用。②第三产业份额的提升在东部地区并没有对就业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中部与西部地区则促进了就业的增长,这是由东部三产中的优势行业就业弹性低造成的。③全国来看,产业结构的剧烈波动不利于就业增长。而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波动则对就业增长产生的促进作用。④中国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结构使收入差异不能成为人口顺利转移的原因,托达罗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弱化。⑤非国有制经济份额的提升在全国各区域都有利于就业的增长,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对现阶段中国的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文章还研究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分为总量和结构两个方面,技术进步对就业总量影响的决定于技术进步的“挤出效应”与“补偿效应”的权衡。文章使用协整的方法检验技术进步对全国和各区域的就业影响,结果显示:①技术进步与就业增长在全国和中西部没有显著关系,而东部的技术进步对就业存在促进作用,这是由于东部地区乡镇企业和产业集群较好的发挥了技术进步的“补偿效应”。②研究结果不支持资本深化对中国就业增长存在影响。最后我们分析了中国低就业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预测了中国未来就业走势和提出了就业问题改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