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同治以来，太平天国、捻军等各路起义遭到镇压，本来混乱的社会局势貌似安定下来，加之个别大臣究心洋务，引进西学，一时国家出现“奋发图强”、“河清海晏”的气象，于是大清朝野便称此时为同治中兴。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同治中兴的评价并不统一，赞扬者有之，批评者有之，扼腕叹息而翘脚毁谤者更是大有人在。所以如此，原因众多，其中之一，便是对彼段历史的隔膜，此种判断自然不甚公允，但是所以如此说，自然要言之有据，就学术思想史研究之一隅来看，便存在着开拓不够的弊病。众所周知，清代学术思想雯著作中，在嘉道以后至光绪末期一段，映入读者眼帘的总是今文经学和今古文之争等几个不断重复的课题，虽然重复并不代表没有新意，问题是这几个课题之外尚有遗漏，而我们却很少去发掘，简言之，汉宋兼采思想便是一个亟待探索的学术课题。　　 嘉庆、道光之际，由于内部、外部等众多原因，向来势大的汉学研究开始受到唾弃，被尊为立国之本的宋学以为时机已到，可以反败为胜，于是以方东澍为代表，宋学阵营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汉宋大战，面对宋学的疯狂反攻，汉学阵营节节败退，终止于江河日下，风光不再，这段历变便是史称的汉宋之争。后人探讨汉宋之争也很热烈，但奇怪的是，学术界对于汉宋之争的原因和表现很感兴趣，对于汉宋之争的结果则似乎热情不够。事实上，方东澍的《汉学商兑》问世以后，并没有受到汉学界的正面邀击，不但没有受到反击，《汉学商兑》还一版再版，成为名著，显然，汉宋之争也就变得滑稽起来，表面看，一方是锣鼓喧天，群情激昂，一方却是偃旗息鼓，高挂免战牌，号称学术大事件的汉宋之争自然也就嘎然而止。其实这也仅是表面现象，汉宋之争貌似嘎然而止，其实仍在延续，不但在延续，由其演变而来的汉宋兼采更是取得了同治、光绪时代的显学地位。既为显学，其对社会的影响，对历史的作用便不可小视，遗憾的是，历来的学术研究，多数采取了小视之乃至鄙薄之的态度，对于汉宋兼采来说，这显然不够公正，对于历史解释来说，这无疑也是个不明智的选择。　　 研究汉宋兼采，厘清概念显然是第一等重要的大事，象汉学、宋学这样的概念，经过漫长的历史演绎后，其意义已经变得十分宽泛，这种宽泛有时甚至产生歧异，给学术研究带来很大麻烦，因此对汉学和宋学的内涵与外延做具体翔实的分辨便成为研究重点。此外，汉宋兼采作为一代显学，浸淫其中者甚众，其中尤以岭南一地学者表现最为突出，当时亦最为有名。岭南汉宋兼采学者肇端于阮元之学海堂，他们也以学海堂、菊坡精舍、礼山草堂等书院为研究基地，阐发并宣传汉宋兼采思想，其中学者自林伯桐始，至桂文灿止，前后师承，相互师友，终将汉宋兼采发扬光大起来，以至于上至光绪皇帝、一品大员，下至书院、私塾学子，少有不知之者。因此，将岭南汉宋兼采学派作为一个学术个案进行详细研究便成为一种可能，这也算是探索汉宋兼采思想的一个初步尝试。　　 关于岭南汉宋兼采思想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其背景，汉宋兼采思想的出现直接导因子汉宋之争，但是岭南汉宋兼采思想的出现则渊源颇多，甚至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判断是汉宋兼采学者论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所以说顾氏不仅是清代汉学鼻祖，他同时也是汉宋兼采之学的鼻祖。其后的阮元、翁方纲、章学诚等人都分别从物质、理论、精神等层面给予岭南汉宋兼采学派以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引导，从面为汉宋兼采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当然，兼采思想的出现与清廷的政策也息息相关，鉴于宋学末流的诸多流弊，清朝统治者不同程度的扶植汉学，发展汉学，从而在清代学术界造成了“双峰插云”之势，一方面，这自然有利于清廷统治，另一方面也为学术发展走入正轨埋下了伏笔。　　 岭南汉宋兼采学派中，林伯桐是开拓者，他治学不分汉宋，惟是而从，为岭南兼采学者破除门户之霓，广泛阅读诸家典籍打开了缺口。从其问学的陈澧与其处于师友之间，陈澧治学一样排抵门户，决不是朱非紫，在经学、史学、文学、诸予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从而成为岭南汉宋兼采学派的执牛耳者，从其学巍颇多，其中尤以桂文烛熊继承乃师农钵，挂氏亦成为岭南汉宋兼采学派之殿军。与学海堂同源不同宗的另外两位重要的岭南汉宋兼采学者是礼山草堂的朱次琦和羁旅广东的朱一新。如果说林伯橱、陈澧、挂文灿出身汉学阵营的话，那么朱一新和朱次琦则来自宋学阵营，朱一新与陈澧并未谋面，但是他们的学术观点则十分相似，都是排除汉宋门户之见，打破学术藩篱，将向来分为两截的“求道之术”重新加以整合，力求恢复孔孟时代的问学规范。他们认为汉学也好，宋学也罢，都是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学术手段，如欲问“道”，缺了任何一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不仅如此，他们对于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种学说都持批判吸纳的学术态度，决不因为其曾经被指责而放弃兼采立场。事实上，这不止是整合学术研究的努力，这对于排除分歧，解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亦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可见，汉宋兼采思想著作能够成为光绪垒帝的案头备览之书亦菲偶然。　　 关于岭南汉宋兼采学派的研究，爬梳史料，考镜源流自然是史家之重责，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发现其中隐涵的精神和意义。简以言之，岭南兼采学者的治学活动主要有三种重要的精神可以表彰。一是求实，岭南兼采学者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是其立足学术界几十年而不倒的重要原因，即便有学者称他们是和事佬，但是想要在历来势如水火的汉学和宋学之间寻褥津梁，以当时形势来看，无异于火中取栗，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而当时许多学者并没有完全放弃门户之见，兼采学者因此得咎亦是题中应有之义。二是求用，岭南汉宋兼采学者所以凌驾众兼采学者之上者，便在于他们不是仅从书本中讨生活，他们处在中西文化碰撞至为激烈的广东，社会现实要求他们学以致用，经世济民，他们不仅深入研究传统汉学和宋学，还积极研讨西方学术，其中尤以数学、军事、水利等最为究心，其眼界之宽，眼光之远不容忽视。三是求恕，汉宋兼采学者是在两方隆隆炮声中第一批觉醒的中国学者，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他们无疑认识到有用才是硬道理的观念，对于传统学者为谋稻粮而相互攻讦的作风他们给予了诚恳的批判，他们呼吁学术界积极行动起来，对于过往的一切学术思想一视同仁，重新加以甄别和审视，对于其中有用者要不吝于引用，清末王学兴盛便与兼采学者的努力不无关联。　　 对于岭南一派思想之研究，虽然可以略窥豹之一斑，但是并不能以点概面，因此，适当介绍其他兼采学派亦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汉宋兼采思想中，岭南之外，尚有湖湘学派，江浙亦有兴起者，甚至桐城学派也多有学者主张汉宋兼采思想，这些学者的共同努力才形成了清代汉宋兼采思想的博大气象，可以说他们共同完成了华夏古国走向世界前在学术领域、思想领域的大整合，这是古老中国于近代化前夕在思想观念领域做出的一次重要调试，其意义之深远和重大自然不在话下。　　 面对西方列强的耽耽虎视，貌似龙盘虎踞的清王朝已经优势渐失，中国要发展，必然要革新，革新之首要任务在于思想观念之革新，而学阀之争，门户之见无疑便成为这种革新要求的第一块绊脚石，作为以文治国的清王朝，这种来自礼教领域的羁绊尤为强大，革新想要成功，首先便是统一思想。通过前面对岭南汉宋兼采学派产生、发展、结束的探讨，汉宋兼采思想的精神旨趣和学说特点已经跃然纸上，可以说汉宋兼采思想是华夏古国面对西方挑战而做出的第一个重要反映，清代统治者再也玩不转平衡游戏，他需要一批有魄力，有胆识的优秀学者来统一这个被其搞得长期分裂的学术界，这不仅是学术界的共识，同时也是清王朝欲图奋发的一种策略。　　 对于清代汉宋兼采思想的研究，这仅仅是一个起步，相信学术界对于汉宋兼采思想的深入探讨一定会给历史迷雾的廓清带来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