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统购统销制度的讨论,已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以高层视域为主,进行宏观论述。个案研究方面,或依旧采用高层视角,把基层变为中央的注脚,或采用传统叙事框架,叙述之外,少有新意。对于统购统销的社会主义改造功能,大多数研究均有提及,但只聚焦农民生产活动的组织化——即生产合作社,对农民生活的组织化着墨较少。对此,本文以重庆市江津县(今江津区)为中心,以个案分析的形式,展现统购统销制度对基层社会的改造。　　除了《绪论》与《结论》外,本文主要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首先理清江津县1952年粮食产量数据,在此基础上,重建该县1953、1954年的粮食实产数据。第二部分,比较统购数据、县委数据和实产数据,讨论增产与统购的关系。第三部分讨论江津县委对统购政策的具体执行,及其对农民生活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讨论粮食统购的社会主义改造功能。　　本文有以下几个发现:其一,江津县的统购一开始便与一个虚高的增产率挂钩,将所谓“增产”粮食转变为统购粮。其二,统购前所进行的互助合作与增产的宣传论述,赋予互助合作一定增产的逻辑合理性。互助组合作社与统购运动的互动,一步步将农民的生产活动组织化。其三,通过对农民售粮款的安排,江津县建立了一批供销社与信用社。这些组织建立后,通过工业品推销、生产生活资料的限定性供给,反过来推动着农民生产生活的组织化。总之,制度性的虚假增产、整肃背景下的粮食统购和农民生产生活的不断被组织化,三者相互交织、互为支撑,将中国农民推进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