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性”和“神性”意识问题,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都较为关注,已有一定的相关论述,从古至今对此问题的各种观点也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对“人性”和“神性”冲突问题的关注则更多地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牧师、神父或教士(以下统称神职人员)形象上,以神职人员自身的冲突来反映时代的观点。西方现代文学史上,特别是十九世纪至今,一系列神职人员形象的塑造,引起了文学界、评论界的极大关注,这些形象历久弥新,在当今社会仍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如《修道士》中的安布罗斯、《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红字》中的丁梅斯代尔及《荆棘鸟》中的拉尔夫等,这些肩负着传播上帝福音的神圣使命、本人亦为上帝忠诚的子民的神职人员,无法克制自己人性意识的复苏,产生了对世俗女子的情爱,从而产生了自身人性与神性双重意识的冲突,但这些冲突与抗争大多以悲剧结局而告终,引人深思。每个社会人都具有生物性与社会性的二重属性。生物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社会性则是后天形成的,是后天的衍生物。但我们知道,社会性一旦成为人的本质,也是很难改变的。社会压力对人性的扭曲,仍然是源于人的内心对其社会属性的认同。神职人员身上“神性”与“人性”的搏斗并不是简单的“外”与“内”的斗争,从本质上说,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内部斗争的外在呈现。《修道士》、《巴黎圣母院》、《红字》和《荆棘鸟》等以长篇小说的形式,从宗教对神职人员本身所造成的痛苦方面,集中、深刻地揭示了人性被宗教异化后的悲剧,向我们展现了神职人员这样一群极具有典型性的人,灵魂自我围困的生存困境。通过安布罗斯、克洛德、丁梅斯代尔和拉尔夫隐秘的心理与情感,描写了他们理性与非理性、灵与肉激烈的斗争。其中所包含的悲剧性,超出了对个人悲剧命运的展示,在更高的层次上挖掘了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根源。这些艺术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包括宗教在内的任何思想都要以人为本,否则,不但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更会走向反面与极端,成为制约人的枷锁。时代在进步,人类的宗教精神应为时代作出新的阐释,应为人类提供更广阔的精神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