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引进增值税后,由于增值税链条式循环及税收中性的特点而得到广泛的认可,从一开始的局部行业试点到2016年5月1日全行业实行增值税,使得增值税成为我国国库收入的主要支撑,与所得税并列成为我国税收组成的两根顶梁柱。然而,也正是因为增值税普遍实行并且可以流转抵扣的显著特征,进项税发票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来说价值堪比“货币”,不仅可以抵扣销项税额减少企业应纳税款,留抵的进项税额还可以向国家申请退税,由此滋生了众多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行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下文中“虚开专票”、“虚开”均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入一个爆发式增长的阶段。我国对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行为的惩戒措施主要包括税务行政处罚和刑罚处罚。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之间的业务模式不断推陈出新、交易方式多种多样,虚开专票的目的也纷繁复杂,出现许多不以偷逃税款为目的的新型虚开行为（例如“如实代开”、“对开”、“环开”等）。在此情况下,多年不变的税务认定标准已严重僵化、滞后;刑事认定标准过低,导致虚开专票行为的打击范围过宽、处罚过严,丧失了刑法本应有的谦抑性,从而引起行政执法与司法尺度不一,出现诸多实践问题。学界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刑事犯罪方向,研究其犯罪构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但是从税法层面对其研究的文献较少。另,主要侧重于实体认定,而从程序衔接层面予以研究的较少。鉴于此,本文从税法角度切入,将虚开专票行为实体认定问题与程序衔接困境相结合,探讨虚开专票行为税务行政处罚与刑罚之间在实体上的认定与区分以及在程序上的衔接,分析其中存在的凸出问题。在解决方式上:重构虚开专票的税务认定标准——以是否造成增值税款损失作为认定虚开的主要考量因素;提高虚开专票的入刑标准——主观上以具有骗取或偷逃增值税款为目的作为虚开专票的犯罪构成要件,客观上限缩虚开的行为种类,仅限于为他人虚开一种行为模式,量刑上提高虚开专票的刑事立案起刑点为20-50万元。以此确保国家征税权的同时平衡纳税人的利益,尽量给予市场主体开票自由,促进经济的进步与活力,回归刑法的谦抑性,不轻易触动最后一道屏障。另一方面,明确虚开专票税刑处罚的衔接程序及证据标准,确保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程序衔接通畅,既不放纵犯罪,同时保障纳税人的正当权益不会因税务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程序衔接不当而失去救济的机会。本文的写作主要由一章绪论及五章正文构成:第一章为绪论,包括本文研究的背景、意义、文献综述及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问题提出部分,以案例和数据的方式提出虚开专票行为的税务处罚及刑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体与程序问题。第三章为问题分析部分,分析产生前述问题的原因。第四章为基础理论部分,逐一阐述虚开的认定、分类、处罚及衔接理论,并说明作者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第五章是对域外经验的简要考察和借鉴。第六章为解决路径,为前述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