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30日,沪深交易所同时发布公告,启动融资融券(两融)交易。两融机制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国外,融券机制被称做“Short selling”。我国融资融券规则的建立借鉴了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但是2008年9月,雷曼兄弟由于过度融券交易而不得不申请破产后,众多人开始怀疑融券机制是否能够让证券市场变得更加有效。至此,各国的监管机构,包括美国的SEC以及英国的FSA,都开始改变融券交易的规则,要限制甚至禁止对特定股票的融券卖空。2010年6月德国政府更是单方面禁止了对欧元区主权债券以及信用违约互换的融券交易,并声称融券交易导致金融产品价格过度变化,给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以及金融系统的稳定带来了威胁。此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研究融券机制对股票定价效率以及证券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另外,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融券机制对其直接作用的标的股票所代表企业的行为的治理作用。作为公司治理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研发强度也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研发强度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水平从而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得。本文主要以企业研发强度为应用场景来探讨融券机制对企业行为的治理作用。研发强度是由企业内部决策者做出的一种决策。决策者在做出此类决策时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基于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和经济人假设,企业所有者通过收益(现金薪酬或股权,称为“显性收益”)对决策者进行激励,以调动其积极性,促使其从所有者的角度出发做出有效的决策。决策者收益与企业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受到公司治理领域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多数学者将决策者收益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去研究收益与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未有文献研究融券机制对决策者收益与研发强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以国内上市企业为基础,选取2010年3月31日至2013年1月31日沪深交易所融券标的企业为样本,窗口期为企业成为融券标的前后两年,实证检验了决策者收益与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融券机制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决策者显性收益对研发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决策者隐性收益对研发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融券机制对决策者显性收益与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对隐性收益与研发强度之间关系的强化作用并不显著。本文为企业做出研发强度决策提供了实证支持,要充分考虑决策者显性收益和隐性收益对研发强度的重要影响,同时要充分利用融券机制的治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