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李锐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淹没具有清醒的警惕和反思意识。李锐彻底的反思性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文学写作的题材和形式,而且使他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两两相对的对偶式互文关系,在一部小说或小说集完成之后,他会从相反的角度再次书写,其结果就是后一部小说成为前一部小说的续完和补充。李锐在《厚土》和《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这一对小说集中,呈现了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民在前现代和现代化中的双向煎熬。在《厚土》中,李锐背离了农村题材小说和田园诗小说的写作方式,把中国农民安置在非现代、去田园化的永恒时空和支配/服从的权力关系结构之中,运用“滴——滴”式叙事结构、重复叙述手法与限知视角,呈现了中国农民世代被捆缚的生存处境和复杂难言的内心体验。在《太平风物:农具系列小说展览》中,李锐对后现代的“超文本拼贴”做了反转式运用,呈现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民的伤痛、愤怒和希望。前现代不是中国农民的乐园,现代化也不能为他们提供美好的前景。在《无风之树》和《万里无云》这一对小说,李锐借鉴福克纳的多人第一称叙事方法,创造性地拆解了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之间的知识等级关系。李锐的“文革”叙事不是道德化的,也不是知青式的“拒绝忏悔”,而是从民间的愚昧和迷狂、知识分子的非反思性、“文革”意识形态的现代特征三个层面反思“文革”,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他对知识分子与民间复杂的观看、质疑、拒绝、收编、神化等关系的叙述,是对五四以来的隔膜主题的深化。在《旧址》和《银城故事》这一对小说中,李锐自觉背离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叙述模式,他通过时间设置拆解了进步历史观,以历史力量的多元化和频繁的视角转换表达了文化相对主义立场,以圈套和死亡、偶然性和不可知解构了“历史脚本”论。李锐的历史观介于批判历史哲学和叙述主义历史哲学之间,是一种中国式的悲伤意识。总之,李锐以自觉的中国作家的身份进行的小说写作,是他作为中国作家同第一世界的文化淹没进行的“生死搏斗”,也是他作为当代作家对前辈作家的写作模式的反思和疏离,是由他的全部独特性构成的迥异于其他作家的“不是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