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保持迅猛的增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UNCTAD)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吸收外资1356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7.7%。大量学者研究表明,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成为绩效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重点争夺的对象。地方政府间投资环境的异质性使得FDI地区间流入差距不断扩大,呈现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与之伴随的是开放早期地区间为吸引更多外资而竞相降低环境规制水平,使得资源环境压力剧增:生态环境问题受到了公众前所未有关注。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时期,“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能”“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推动绿色发展”与“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实现合作共赢”在《十三五规划》中被不断重申。中央政府也投入了大量专项治理资金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法规,但由于我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任期性”,不少政府仍选择了将有限的资源浪费在对外商直接投资者的优惠让步和环境妥协而对自身政府效率问题关注不够。那么是否严格的环境规制一定会造成对外资吸引力的降低?注重辖区内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外资青睐?地区环境规制水平与地方政府效率的建设之间是否存在一个均衡点,在这一点上使政府获得最大收益,对外资吸引力最大?是本文试图解决的几个问题。在理论研究部分,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将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机制划分为反向的遵循成本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政府效率对FDI的影响机制则表现为同向的成本节约效应和投资激励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微观经济学理论,将政府、跨国企业(FDI的微观表征)的政绩、经营目标合理简化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分别构建数理模型。在地方政府同质假设下,本文推导了环境规制、政府效率对地方政府净收益最大化的数学公式;在地方政府异质的假设下,分别刻画了环境规制对FDI吸引力的双向传导机制、政府效率对FDI交易成本的反向放大作用以及环境规制、政府效率对FDI的共同作用机制。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利用环境污染逆向综合指标构建环境规制指数,选取教育、民生、文化、卫生方面的代表性投入产出指标基于DEA算法构建地方政府效率指数。为进一步探究环境规制对政府效率与FDI的调节作用,引入了政府效率与环境规制的一次、二次交叉项,在此基础上,利用2003-2013年全国27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重点研究了环境规制和政府效率的交互作用对FDI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FDI对当期FDI的投资决策具有显著强化作用,政府效率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显著积极影响,环境规制与政府效率的交互项对FDI的流入具有非线性倒U型调节关系,即随着总体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政府效率对FDI的吸引力先上升后下降。分区域样本来看,这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中西部样本中非常明显,而东部地区在政府效率的作用下,其引资随着环境规制的提升则呈现出U型特征。分城市规模样本来看,大、中、小型城市的交互项对FDI的吸引力均呈现显著的倒U型特征。这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压力下,环境规制引起的投资门槛效应与市场激励效应作用于不同行业类型和投资规模的外资企业引起的。最后,本文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在理论上找出调节地方政府公共效率对FDI产生最大吸引力的环境规制水平临界点,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式增长下的FDI增长机理,为政府如何在经济增长、公共品投入与环境保护之间合理抉择,进而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体制提供了新的解决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