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电视媒介产业的巨大市场空间和电视媒介规制的滞后现状等不同层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媒介虽有其特殊性,但时代的发展已使其产业属性与经济特性毋需回避且不容置疑。对电视媒介产业的规制,新闻传播学界的探讨因缺乏严谨而规范的学理分析而显得相对薄弱;另一方面,电视媒介长期以来所具备的特殊性,使得规制经济学对其产业及其规制领域问题的研究严重不足。基于此,导入政府规制的相关概念,首先将电视媒介产业的规制依据与结构加以梳理,以规制经济学的视角,运用普遍服务理论、价格规制理论分别探讨了电视媒介产业的广告监管、普遍服务和有线电视收费定价两个方面的问题。其次,通过电视媒介产业规制的国际比较,结合中国电视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路径,从纵向和横向角度入手,厘清了我国电视媒介产业的动态演进与制度变迁,运用SCP范式从有线电视市场结构角度予以验证,从中总结归纳了中国电视媒介产业规制的困境。结合激励规制理论中的委托——代理模型,探讨了我国电视媒介产业规制重构的理论与现实选择,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定位,加强社会性规制和放松经济性规制的实质内容,以及规制结构调整的具体做法,为电视媒介产业规制实践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建议。最后,通过反观西方的“数字电视悖论”,审视了我国数字电视产业规制面临的问题,并在构建数字电视市场供应链的基础上,分析了其供应链联盟的博弈竞合,提出了我国数字电视规制模式,以期为数字-模拟制式的合理转换与相应规制制度的平稳过渡提供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