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赓虞在开始文学创作之时就已经阅读了相当多的西方诗歌作品和文论,所以他的创作准备很充分,这也使他的前期诗作显得纷繁芜杂。主体上具有浪漫主义的特征;有些诗充满苏俄式的革命激情;有些已经很有象征主义的意味了;但是唯美——颓废的苗头也相当明显。他个人的痛苦经历和忧郁的气质起了根本的作用。他对诗体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初期诗歌中大量使用对仗、反复咏叹等手法使句子精炼、朗朗上口。他的《诗的自然论》呼应了宗白华《新诗略谈》里关于诗的“形”和“质”的倡议,实际上总结并发展了宗白华关于“形”和“质”的理论。宗白华于1920年2月在《少年中国》上发表的《新诗略谈》其中蕴含着“三美”的原则,明显早于闻一多1926年5月在《晨报》附刊之《诗镌》上发表的《诗的格律》这一篇诗论。于赓虞也为这一理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于赓虞的这篇诗论同时蕴含着诗的“自然论”和“情绪”论,这两个新的理论标志着中国“纯诗”理论的初现,所以他是“纯诗”的最早提倡者。他对当时诗坛上关于诗是“写”的还是“做”的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秋蝉·五·旅客》是于赓虞转向的标志性诗篇,这预示着新的方向已经出现。到了中期。于赓虞从《沦落》(写于1923年11月10日)完成了两个重大的转变:转向唯美——颓废主义;也标志着他的作品从自由诗向现代格律诗的转变。他的这两个转变不只对他本身意义重大,而且标志着唯美——颓废主义在中国正式的生根发芽,因为这个转变早于周作人(解志熙先生在《美的偏至》中论证出周作人于1924年转变成为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的“始作俑者”),所以于赓虞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文坛第一位唯美——颓废主义文人。《沦落》之后再他也没有写过非格律诗,因此于赓虞也成为中国新诗坛上的第一个纯粹的格律诗人。在他的“纯粹的诗”的呼吁下最终成立了新月派,他是新月派的实际发起人。关于这一点,他在《志摩的诗》中叙述地很详细,苏金伞先生也曾提及。他发起新月派的初衷就是为了“办一个纯粹的诗的杂志”。他的“使诗的内容和形式都体现出美,从而使诗歌成为完美的艺术”的主张成了新月派的旗帜。到后期。对普罗文学的反思使他的创作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眼界更宽了、取材也更广了,诗歌创作上接受了普罗文学的乐观的精神,丰富了其诗作的内涵,直至走上象征主义的道路。他这一时期的整体面貌是象征主义,同时夹杂唯美——颓废的思想和“五四”的抗争情绪。他的诗体更加成熟稳定,题材更广泛,音乐性更强,这是他汲取前期诗作的优点——口语化的特点并综合中期格律化的结果。他的诗论能够贴近时代的主题,见解独到,论证充分,对于“为人生”和“为艺术”、诗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抗战爆发后,他的创作渐少,直至搁笔。唯美颓废的诗风在政治急剧变化的背景下,已经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了。本文试从于赓虞的个人经历、“恶魔派”和“唯美—颓废派”的由来及其特征入手,以说明其“恶魔”意象下的深沉寄托,同时,也论述了于赓虞在唯美—颓废主义和象征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在格律诗方面的独特贡献。于赓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十分独特的。不但他的诗风绝无仅有,而且他对格律的痴迷、对文学自主性的狂热以及对普罗文学的态度都值得我们重视。他的“恶魔”风格是西方唯美——颓废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唯美——颓废思想相结合的“宁馨儿”。他的诗作反映了当时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实的内心世界。他以历史的高度反观全人类的痛苦历程,所以他的呻吟是人性在痛苦中扭曲和挣扎的体现。他在《鲁迅与人》中评价鲁迅的话正可以用来评价他自己——“善恶如果不老,爱与恨就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