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革命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相对于中国的具体语境来说,它又具有一般性、外源性和深奥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大众化是其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指采取通俗的语言和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实现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到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大众实践的需求与时俱进地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并内化为其价值取向,从而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其实现层次表现为文本的通俗化、方法的大众化、价值内化和外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延安时期,由于多方面的重视和努力,加之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在对国共两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的比较中,广大进步知识分子认同了共产党及其马克思主义信仰,于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都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和稳定的,且具有一定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知识分子群体,由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时期得以大发展大繁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得以非常成功地推进。这些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借鉴,以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用大众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来整合和引导观念上层建筑建设,进一步夯实人民群众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紧迫性。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全国抗战的需要,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的需要,是加强边区执政建设的需要,是推动新启蒙运动和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批判教条主义危害的需要。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很多相对的有利条件。这主要是因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此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下,并因而形成了较为和谐的社会氛围；教育宣传环境的相对改善,也为知识分子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较好的依托。正是由于有了以上的紧迫性和有利条件,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之间,以及与党的领袖群体之间齐心协力,相得益彰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活动,实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路线和教育实践,注重对在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强调对老百姓的识字教育和社会教育等,积极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同时注重借助新闻出版事业推动马克思主义宣传,或结合群众组织和文艺团体等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由于战事而分割成几大区域,即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根据地、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东部论陷区和粤港地区等。重要的是,这几大场域间知识分子始终抱着“敢为天下先”的历史使命感,围绕在共产党周围,遥相呼应,在积极互动中卓有成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他们主要包括活跃在国统区和论陷区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党外知识分子、国外进步知识分子群体等。这几大场域间知识分子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首先,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都赢得了新闻战线上“封锁与反封锁”的胜利。其次,加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且推动了毛泽东思想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实现。再次,促进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并进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促进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确立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首先,砺炼主体素质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保证。其次,知识分子群体与党的领袖群体形成合力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力量。第三,注重结合实际,在实践中自觉传播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第四,整风的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助推器。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启示。由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对着意识形态领域和实践领域的严峻挑战,当代知识分子首先要勇于担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任务,做到“真信真学真懂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次要认识到自身转型的紧迫性,即要注重向“三贴近”知识分子转型,做到学术研究与服务实践相结合、学术研究与理论宣传相结合。第三,面对国内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文化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挑战,当代知识分子要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以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引领社会思潮。最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还要协同推进,要把握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大众化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