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立足于从居民部门的角度来把握中国高储蓄问题,研究了中国居民银行储蓄在近二十年内的变动趋势及其主要决定因素,特别是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对居民银行储蓄所具有的作用及其机制。在明确区分了居民储蓄、居民银行储蓄这两个重要概念之后,本文分析了1980-2009年中国居民银行总储蓄的变动趋势,结果发现总储蓄余额持续增加,但增长率逐渐下降,储蓄活期化趋势较为明显。受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影响,二十世纪末期以后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对总储蓄的分流作用更为明显,总储蓄也以1997年为分水岭发生了阶段性变化,按照Vogeslang (1997)方法所作的内生断点检验结果支持了这一论断。为了更好地刻画居民部门驻留于银行体系的实际资金规模,本文提出了居民银行净储蓄的概念,即居民银行总储蓄与总贷款之差。对1992-2009年中国居民银行净储蓄变动趋势的分析发现,净储蓄余额始终为正值,但增长率逐步下降。净储蓄的规模变化可能与股价和房价波动有关,与房价的关系更为密切。尤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于总贷款余额的增加,总储蓄与净储蓄的绝对规模差距不断增大,占GDP的相对比重在2009年更是相差了24.39%。这表明,居民部门的银行储蓄变动趋势发生了结构性转变,居民银行储蓄高企现象正趋于缓和。鉴于居民银行储蓄对宏观经济的重要性,本文探讨了中国居民银行储蓄变动对消费、投资和贸易、银行业、金融体系等几个主要领域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不利影响。并结合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判断,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储蓄率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居民储蓄率的下降趋势仍将继续。总储蓄和净储蓄的变动趋势分析体现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重要作用。于是,本文以永久收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引入资产价格变量,构建了居民银行储蓄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来分别检验股价和房价对居民银行总储蓄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1992-2009年间股票市场对总储蓄具有分流作用,且在1998年以后分流作用明显加强；1998-2009年间房地产市场对总储蓄也具有重要的分流作用,但这种作用仅在短期内得以体现,长期内存在滞后影响力；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收入、通胀率、利率等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影响大于股价和房价。采用状态空间模型检验了股价和房价同时变动分别对总储蓄以及净储蓄的影响,结果发现：无论是对总储蓄还是净储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总体上都具有分流作用,长期内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影响大于两类资产价格。不仅如此,比较两类资产价格的弹性系数大小可发现,房价对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大于股价。比较总储蓄和净储蓄对两类资产价格的弹性动态变化趋势后发现,对总储蓄而言,股价和房价的弹性随时间推移有增加的趋势；对净储蓄而言,股票价格弹性有逐渐减弱的趋势,房地产价格弹性则呈现出与房地产周期较为一致的波动趋势；总储蓄和净储蓄对两类资产价格的弹性变化趋势总体一致,但净储蓄的弹性波动更大。资产价格对居民银行储蓄产生影响必然要通过特定的作用机制,为此本文提出了溢价效应、风险分散效应、资产保值效应,以及正反馈效应、流动性约束效应、资金成本效应。对前三个主要效应进行理论分析之后,采用基于VECM模型的Granger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来验证它们的存在性。结论表明,在中国的资产市场上,股票价格对居民银行储蓄存在溢价效应、资产保值效应,不存在风险分散效应,房地产价格对居民银行储蓄存在溢价效应、风险分散效应和资产保值效应。股票和房地产溢价效应存在的原因可以从投资的风险补偿机制、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资产市场的特征等方面来分析；资产保值效应存在的原因是股票和房地产具有良好的保值增值功能和抗通胀性；股票风险分散效应失灵的原因则包括股价相对房价波动风险更高、股市系统性风险较高、金融市场缺乏深度、金融体系结构失衡、股市秩序不良等。本文基于上述研究得出观点,中国居民银行储蓄长期高企的原因与资产市场不够发达有着密切关联。在当前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公共产品供应机制不够完善的背景之下,资产市场是分流中国居民储蓄存款的有效途径。相应的政策建议是：一方面,通过拓宽资产市场广度、延伸资产市场深度、促进银行业经营战略转变等措施来放大资产市场分流居民银行储蓄的作用效果；另一方面,从加快金融产品创新、提高政府监管及引导力、继续推进金融制度变革等方面入手来确保资产价格的各项作用机制得到良好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