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离不开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外延的科学界定以及本罪法益属性的厘定。我国《刑法》条文并未明晰“公民个人信息”的含义,2017年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则对于此概念采取了开放式的定义方式。解释将外延扩充包含了某些与人身财产相关联的弱识别性个人信息,这是在坚持国际通用标准—“可识别性”的基础上所做的正确选择,也是适应数据社会的必然要求。但采用开放式的概念定义模式往往会给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带来疑难。为了解决该问题,我们应将本罪的法益厘定为以人格权益为核心具有超个人法益属性的信息专有权,而非单纯地界定为现有的权益(如隐私权)或者是片面强调其保障个人生活安宁的自由价值或者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秩序价值,这就影响着如何科学地解读和适用对本罪犯罪构成要件,本罪的犯罪对象应该界定为包含死者在内的自然人的个人信息;作为前置条款的“国家有关规定”需要进行限缩解释;本罪客观犯罪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需要类型化。在司法实践中要重点探讨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当本罪行为人又进行了后续的诈骗犯罪时应予以数罪并罚,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当未来信息诈骗犯罪类型化时将两罪名作为牵连犯,择—重罪即诈骗罪论处的可能性;普遍以数据形式存在的公民个人信息往往致使本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发生重合,此时要坚持责任主义的原则。对于实践中存在的事实认识错误情形,应判定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反之对于多犯罪行为存在的情形应选择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