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技术和制度收敛与中国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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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原有增长动力的减弱,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问题再次激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中国经济增长是趋势性减速还是周期性波动?如果是前者,中国经济该如何应对这种趋势性减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解答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中国经济30年保持高速增长,不但投资率持续增长,而且研发支出和专利申请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这些事实难以用标准的新古典模型加以解释。在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中国高增长是在相对落后的制度环境下取得的,那么又如何解释中国经济“高增长之谜”呢?  立足于发达经济体和追赶型经济体增长经验的观察,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既体现了经济发展一般规律——资本和技术的收敛,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制度收敛。基于中国经济增长资本、技术和制度的三种收敛效应,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深入研究中国经济的理论模型、增长动力和增长路径,并从制度角度提出未来应对经济减速、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方法,为理解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提供参考。  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该部分首先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和相关的概念,然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进行了综述,总结了论文的主要贡献,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最后介绍了论文的结构安排。  第二章实证检验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30年投资回报率不递减的原因,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资本收敛的特征。现有文献或使用新古典模型或使用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中国经济增长,鲜有人对中国经济增长究竟适用于何种分析框架进行探讨。根据后者,近8年来的经济下行属于短期波动,中国经济增长始终可以依靠投资拉动;根据前者,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基本结束。本章将2008年之后的经济调整纳入考察范围,利用更适用于中国小样本和单整阶数不一致情况的分布滞后自回归界限检验法,对中国经济增长所适应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并不支持AK型内生增长模型,具有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主要特征,这一结论与为数不多的现有文献结论恰好相反。  利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回报率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总体而言,资本回报率随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递减,与新古典模型假设保持一致。但在2008年之前,中国资本回报率并未随投资大幅增加而递减,主要原因是资本品进口隐含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转型抵消了投资增加而导致的递减效应。  第三章考虑到研发支出和技术进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本章构建了包含物质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两种增长动力的研发型内生增长模型,探究了二者在经济转移动态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对模型的稳态分析表明,在均衡条件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提高研发支出、技术进步和稳态经济增长。之后,通过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本章利用最近提出的求解非线性模型精度更高的后向积分法求解模型,考察模型经济的转移动态特征。数值模拟给出了中国经济的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并据此评估了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动力转换状况。模拟结果显示:1)经济在从低收入向高收入水平收敛过程中,研发投入比重呈现出“S型”的增长路径,与发达国家研发投入的经验相一致。2)如果保持我国当前经济条件不变,中国经济收敛到稳态仍然需要较长时间(近60年),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仍然可以保持平均5.52%的增长速度。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看,未来5-10年时间内仍然需要投资拉动为主,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会低于物质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3)在转移动态过程中,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可能阻碍物质资本的积累,暂时降低经济增长率,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降低物质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加快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转换。如果我国当前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到美国水平,那么我国未来5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超过资本要素的贡献。  第四章基于法治与中国经济增长特殊的“U型”关系,将对私营企业的管制引入包含国企和私企两部门的企业家选择模型中,在一般均衡条件下考察政府管制和法治对企业家创业及才能配置的影响,进而从制度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均衡分析发现,管制和法治通过企业家精神的数量效应和配置效应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在管制较多的转轨经济国家,1)放松管制的市场化改革能够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释放经济增长潜力。2)加强法治既有降低私企寻租回报、增加其生产性活动的有利方面,也有减少企业家人数、使私企无法通过寻租来降低扭曲的不利一面,此时法治与经济增长之间成“U型”而不是单调正向关系。3)市场化改革在提高经济增速的同时也会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这种不平等的大部分是合理的,是对企业家创业和冒险的回报;应该将企业家创业、创新回报与寻租的回报区分开来,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前者、抑制后者。  最后,对模型的数值模拟显示,给定寻租回报,若管制程度下降0.1个单位,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上升0.72个百分点。给定扭曲程度,若加强法治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先降后升的“U型”拐点约在寻租回报为1.6处。利用中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进一步验证了模型预测结果。  第五章,总结全文。本文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符合新古典的资本收敛特征,因此经济增速下降是必然趋势。过去30年经济不下降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改进和模仿造成的技术进步。然而,中国经济提高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着技术进步的增长,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经济随着收入的提高逐渐从投资拉动的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创新驱动的中低速增长阶段。最后,本文提出只有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放松管制和加强法治等制度变革,才能应对经济减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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