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弥补香港与内地、澳门及台湾等地缺乏“逃犯移交”协议的法律漏洞,2019年2月,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将修订《逃犯条例》。此举随后引发香港社会大讨论并激起一系列社会反对运动,最终反修例运动在香港本土与外部的反共、反华势力共谋下变质为冲击“一国两制”底线的社会暴乱。一起修例事件最终演变为社会暴乱,根源在于香港社会的两类核心矛盾始终未能解决,其一是在理解“一国两制”上出现的意识形态对抗的矛盾,其二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带来的矛盾。跨地域了解地区热点事件依赖大众媒体的报道,媒体通过对社会现实进行“选择”与“凸显”,形成独特的报道框架,呈现多元的立场和态度。本研究从国际政治与新闻传播交叉研究视角出发,以大众传播媒体中的报纸作为文本分析对象,收集2019年2月14日至10月23日这一时段三家内地主流媒体和两家香港市场化媒体的相关报道,引入甘姆森的“诠释包裹”分析模型进行框架分析。分析发现,三家内地主流媒体采用“一国两制”框架,集中报道修例风波中香港内部反对派势力与外部反华势力共同制造违法暴力活动带来的消极影响,引用高信度信源,政治话语强硬,态度明确,强调“一国两制”是必须坚守的底线。香港《东方日报》采用市民框架构建了一幅全景,展现与修例相关的行政、立法、司法、政治团体、市民等主体在修例风波中所处的位置、所持的立场、所做出的行动。《东方日报》语言辛辣,擅长引用历史隐喻与戏剧隐喻对特区政府、政府官员和政客进行问责与批评。《星岛日报》采用经济框架,侧重报道暴乱如何挫伤香港经济、削弱香港的独特枢纽地位、造成社会撕裂,以及暴力在校园中蔓延戕害香港的未来。内地主流媒体与香港市场化媒体报道框架的差异与各自所处社会的新闻体制不同有关,而两家香港市场化媒体之间报道框架的差异又与各自在香港媒体政治谱系中的位置有关。经过分析发现,内地主流媒体在修例风波的报道中出现了报道时段滞后于其他媒体、报道话语难以摆脱宣传思维、报道内容重结论轻逻辑等问题,使得对外传播效果打了折扣。为此提出建议,内地主流媒体应注重前瞻性报道、均衡性报道和多元化报道;以包容的心态呈现多元舆论,引导受众进行理性讨论,构建内容客观全面的环境。内地与香港媒体之间存在信息相互屏蔽的倾向,内地主流媒体主要援引香港左派和中立媒体的报道,对香港多元的舆论只进行有选择的呈现。而香港右派、反对派阵营媒体则陷入“逢中必反”的盲反情绪,长此以往,只是人为制造对立,不利于“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就内地主流媒体而言,如何通过报道构建内容客观全面的媒体环境、促进内地与香港受众共通与理解,在国际舆论场传达出声音并被境外受众接受,是一个长久以来需要思考的难题。研究两地媒体对同一事件所采取的不同报道框架,或许有助于寻找解决这一现实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