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后,吴江地区的报刊数量不断攀升,但是由于组织不力、经费不足,大部分刊物则在短时间内便夭折了。吴江地方报刊的发行深受上海的辐射与影响。吴江的地方报刊在联络与对抗中形成了“声气应求”的氛围。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对“新文化”的宣扬和推崇成为吴江地方报刊的主旨。新文化在下沉传播到县乡甚至村这一级后,必然会与民间文化产生对立和碰撞。地方趋新知识分子、传统士绅和地方官员围绕震泽双杨会这一民俗活动展开激烈讨论和博弈。除新闻这一基本职能外,地方报刊致力于创造舆论环境,监督地方事业的开展。清末吴江出现了比较典型的管理型公共领域,即以地方士绅为核心的地方群体协助国家治理基层社会,既有负责地方福利慈善的红十字会、义庄等组织,也有平社这一跨地区公共管理组织。市民公社是五四后吴江地区出现的新型管理型公共领域。“社会”观念的兴起使得新文化运动在下行过程中一定程度转化为社会运动。吴江的市民公社成立于1922至1924年间,主要有城区的盛厍市民公社、黎里、同里、北厍、芦墟、莘塔、八坼、震泽、盛泽市民公社。这些市民公社的成立过程、管理内容各有不同,五四以后,地方公共领域在活动空间上得到了有效拓展。一方面,得益于新文化的“提高”和“普及”作用,地方知识人致力于在地方开展公益性的教育和知识传播活动。相对于茶馆这样的传统公共空间外,阅报社、平民夜校等新型空间在地方涌现。另一方面,政治议题也进入到地方社会,成为公共空间的突出主题。具体而言,政治议题在地方社会主要体现在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活动。五四学潮也在地方空间不断回响,此起彼伏。批判性公共领域的“党派化”,与吴江地方报刊的国民党背景密不可分。柳亚子的思想在短短两三年内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从“文化”到“党派化”的转变非常迅速。受党派化的影响,自1925年5月孙中山追悼会后,《新黎里》关于地方公共事业的言论逐渐减少,而宣传国民党党义和吴江国民党组织活动的内容逐渐增多。大量学会社团成员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党员。国民党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和触角的延伸也逐渐侵蚀了原来社团的公共事务。主义不断信仰化和宗教化,并迅速成为个人寻求国家和社会问题最终解决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