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韦伯以来,价值诸神魔之争成为时代论争的主题,如何解决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问题是韦伯、凯尔森、施米特与哈贝马斯关注的核心问题。他们在批判、继承的复杂关系中,提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为厘清他们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复杂关系,本文以韦伯对现代性语境下多元价值冲突及其产生的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诊断为起点,分别考察韦伯、凯尔森、施米特与哈贝马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本文认为,韦伯一方面在法律领域中坚持清醒的法律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提出政治决断论作为多元价值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案。凯尔森纯粹化了韦伯的法律形式主义,提出纯粹法学理论作为多元价值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案。施米特批判性地继承了韦伯的政治冲突论和政治决断论,借鉴天主教教会政治形式的保守资源,批判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提出了领袖领导的强国家这一保守主义方案,解决多元价值冲突问题。哈贝马斯首先以韦伯的社会理论为起点,提出了以沟通行动为核心的现代性理论,并把这一理论运用于道德哲学领域,提出了在社会和道德领域里对多元价值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案;然后哈贝马斯以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为起点,重构了韦伯与凯尔森所主张的经由合法律性的合法性,提出了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作为其在法律领域里对多元价值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案;哈贝马斯进一步批判施米特,提出宪法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作为其在政治领域里对多元价值冲突问题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