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上海、香港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现状出发,选用相关指标,比较两地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发展特征。进一步的,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研究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本文第二、三章分别就两个地方的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上海、香港的贸易商品结构类似,但是贸易方式结构有较大差异。第二,产业结构比较结果显示：(1)香港的产业高度化程度优于上海,主要表现在香港的第三产业比重高于上海；(2)霍夫曼工业化指数计算结果表明,上海已经处于工业化程度的第四阶段,而香港还处于第二阶段。第三、由上述结果推断,上海为“腹地型”贸易中心城市,香港为“转口型”贸易中心城市。然后,本文选用钱纳里(1975)提出的数学模型,对该模型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以对上海、香港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互动关系予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香港的要素禀赋是有所区别的,上海的要素禀赋主要集中于劳动力资源和工业化体系,香港的要素禀赋则在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但是,这些结论无法系统地反应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关系,因而需要进一步从整体上对两个结构综合效应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本文第五章构建了上海、香港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结构优化指数体系。其中,产业结构优化指数选择结构高度化指数和结构协调度指数为目标指数；贸易结构优化指数则包括了商品结构、方式结构、区域结构和服务贸易比重四个纬度的指标。然后,使用灰靶理论计算出贸易结构优化指数的靶心度。最后,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两个结构综合指数的变化关系进行检验,进而比较研究两地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综合效应。结果表明,出口导向型战略引起上海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的关系调整,而香港则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正在从“去工业化”进程中走出来。这个结论很好的验证了之前通过各个方面数据所做出的推测。第六章中,以上述研究成果为基础,构建了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关系的调整模型,并总结了沪港两地在产业结构与贸易机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的四个不同之处：(1)先导政策不同；(2)主导性贸易方式不同；(3)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对两地的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途径不同；(4)生产要素配置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响应路径不同。进而通过考察香港在处理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关系中的经验与教训,并结合之间的研究成果,提出上海优化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关系的四点建议：(1)以产业结构优化为核心目标,防止贸易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反制；(2)提高生产要素配置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响应能力；(3)合理配置贸易方式结构,推进三次产业协调发展；(4)培育潜在要素禀赋,预防结构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