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和转喻是当代西方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隐喻在古代被作为修辞格研究,被认为是语言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发生的现象。转喻则被视为隐喻辞格中的一种形式。20世纪的认知语言学则认为隐喻和转喻不仅是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类思维、行为和表达的系统方式。隐喻和转喻是基于概念结构的相似性和相关性,从一个认知范畴向另一个认知范畴的映射。学者们在研究隐喻、转喻和词义发展的关系时多以英语为研究对象,国内有些学者以汉语的词义引申现象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到目前为止,还很少有人对现代汉语多义词义项之间的隐喻转喻关系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针对现代汉语隐喻转喻研究的这一薄弱环节,我选择现代汉语多义名词作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多义名词义项之间的隐喻、转喻关系。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和转喻作为词义引申的基本方式,隐喻对词义发展的影响大于转喻对词义发展的影响,认为多义词义项间的隐喻关系多于转喻关系。莱考夫(G﹒Lakoff)和约翰逊(M﹒Johansson)指出,英语中70%的表达方式源于隐喻1。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多义名词义项的统计、分析,我发现现代汉语多义名词义项之间的转喻关系多于隐喻关系。此外,义项之间还存在着既非隐喻,亦非转喻的另外一种关系,我称之为并存关系。我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1573个多义名词义项间关系类别的反复统计,多义名词义项之间为隐喻关系的有447个词,占统计总数的28.42%,义项之间为转喻关系的有800个词,占统计总数的50.86%,义项间具有并存关系的多义名词三百多个,占统计总数的20%左右。其中有些名词有两个以上的义项,义项间的关系有两种或更多种,这类多义名词数量较少,约占统计总数的1%。此项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在汉语中,转喻对名词词义发展的影响明显大于隐喻的影响。对隐喻类型的研究,学者们多采用莱考夫(G﹒Lakoff)的分类方法,即分为结构隐喻、空间隐喻(又称作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对转喻的分类研究,学者们多采用拉登(Radden)和考威塞斯(Kovecses)的分类方法,即分为整体与部分之间的转喻和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转喻。本文没有完全采用前辈学者的分类方法。因为这些分类方法虽然适应面较宽,但针对性不强,不能准确反映汉语多义名词义项间隐喻转喻关系的特征。我以莱考夫的隐喻分类和拉登的转喻分类为基础,依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多义名词义项之间的隐喻特征,将隐喻分为三类:源域是表示具体概念的隐喻,源域是表示抽象概念的隐喻和源域是表示空概念的隐喻。其中源域是表示具体概念的隐喻,可以分为源域是表示人的隐喻和源域是表示物的隐喻。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多义名词义项之间转喻特征的异同,将其分为三类:泛指与专指之间的转喻、事物与组成要素之间的转喻和连带转喻。其中泛指与专指之间的转喻又可以分为:泛指与特指之间的转喻,泛指与类指之间的转喻;事物与其组成要素之间的转喻可以分为:植物与果实、花、茎等组成部分之间的转喻,运动项目与器械之间的转喻,曲艺与乐器之间的转喻,事物与材料之间的转喻,以及实物与其特征之间的转喻;连带转喻可以分为:地点与其相关事物的转喻,时间与其相关事物的转喻,以及生产者与产品、工具、事项之间的转喻。综上所述,我以《现代汉语词典》为语料来源,全面收集了词典所录的多义名词,系统研究了多义名词语义发展中存在的隐喻、转喻现象,发现现代汉语多义名词义项之间的关系最为普遍的是转喻关系,次之为隐喻关系,还有其他类型的关系。以我的专题研究的结果,证明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多于转喻的传统定论存在偏误,并根据现代汉语多义名词的语义特征对隐喻、转喻的分类从新的角度进行了具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