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在欧洲中世纪的出现源于其商贸兴起,而商人也由此在地缘优势较好的市镇聚集生活。最初不少城市居民的身份还受到封建等级制度的约束,其市民身份往往通过赎买的方式而获取。由于割据的封建格局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城市在不断的发展中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市民出于自身和共有利益的诉求,团结起来反抗领主压迫,争取自治权。许多城市先后获得自治特许状,城市内部事务逐步由城市自己处理,城市中形成的自治制度在城市后来的治理实践中也不断改进与完善,适应城市的扩大与发展需要。中世纪形成的城市自治传统激活了城市市民作为治理主体的参与精神、积极性和活力,增进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团结互助,强化了城市公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市民刚毅的品格、社会资本、政治家的美德都在这个自治大环境中不断地增值和传承。受传统封建制度的影响,城市中仍然存在着宗教与世俗的贵族与精英,他们与市民之间尽管有特权上的差别,但贵族在享受特权之时也承担起了帮助市民、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形成城市中一个个小共同体的认同与凝聚核心。世俗的贵族精英以良好的名誉和名声作为毕生追求,而宗教教会的教士、牧师也在教区中率身垂范,通过不断关心和救助他人,赢得市民们对他们自发的尊重与支持。然而有意思的是,在中世纪发育得相当良好的城市自治与城市市民精神,到了中世纪后期或近代初期,都在内在的认同与凝聚方面大面积地遭遇到了麻烦。不论这些自治城市采用的政体如何,都先后染上了托克维尔所言的“神秘疾病”：社会中公共精神开始缺失,市民们开始相互算计,宗教与世俗的贵族精英们似乎也不能免俗,开始谋取私利,政治上的阴谋诡计、卖官鬻爵、营私舞弊也开始层出不穷。而由此催化出的社会秩序日趋恶化,促使人们开始普遍地抱怨,他们责难自治城市政府无能,官员与社会精英失去操守,抱怨世风日下。在这一情况下,城市及其治下的诸多小共同体显然已经很难再向一个社会提供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而市民们也从早年对公共事务的热心,变得逃离和鄙夷几乎所有的城市传统事务,自治传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不知不觉间垮塌。城市自治社会出现的这种乱局,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把提供社会所必需的“公共产品”的希望寄托到城市自治共同体之外。而王权在一些国家中很好地抓住了这一机会,在为混乱的自治城市提供必要秩序的同时,插手城市事务,以不断侵蚀和剥夺城市自治权利的方式,做大王权,在城市共同体瓦解的基础上形塑出对封建社会来说较为陌生的中央集权式的新权力结构。自此以后,中央权力的不断集中化与社会自治共同体的不断削弱与崩塌,形成了一种相互缠绕、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过程,对于像法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这种恶性循环一直把它拖入了招致玉石俱焚的大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虽然不是没有看到欧洲中世纪后期自治城市的衰落与瓦解,他甚至朦朦胧胧地猜测了导致这衰落与瓦解背后的原因,但总体而言,他通过自己著作对法国大革命源头的追溯,似乎只追到了“中央集权不断强化”以及社会自治共同体的解体。而没有把话题进一步引向社会共同体究竟是如何开始自己的衰落这个问题上来。而本文则试图通过对欧洲中世纪后期城市自治衰落最初原因的追寻,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揭示导致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最初源头,从而深化我们对于深深影响到近现代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这一革命的认识。本文通过对特定时期的史料之挖掘,将这对法国大革命最初源头的认识引向中世纪后期这样一幅画面：人的理性自觉日益膨胀、世俗化潮流汹涌澎湃、宗教信仰影响力式微、理性算计毒化人们间相互关系、献身自治共同体的自觉精神逐渐湮灭。正是这样一幅图景,似乎可以让我们大体上看到,影响欧洲中世纪城市自治的衰落与解体的最初因素,因此我们在分析这一衰落与瓦解的现象时,不能将之归结为王权扩张便了事的。相反,王权得以成功地进行扩张,最后整个地湮没了市民社会,倒是要用中世纪城乡自治共同体的衰落来加以说明的。因此,中世纪后期人们理性自觉的膨胀与世俗化潮流的汹涌,是引发欧洲当时社会结构性大动荡的一个“自变量”,它形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具有充分的自发性和原生性,构成了法国大革命这场风暴缘起的“青萍之末”。托克维尔通过《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指出了,法国大革命存在着一个起源于“中央集权不断强化”,又完成于“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悖论,这不能说不深刻。不过也正是这一深刻的认识似乎多少妨碍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源头的进一步挖掘,没有真正地将几个世纪以来,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激进理想主义革命”与“理性主义政治”的深层次根子挖出来。“人类理性自觉的膨胀—世俗化潮流的汹涌—宗教信仰影响力式微—理性算计毒化人们间相互关系—献身自治共同体的自觉精神逐渐湮灭—自治共同体无法内在地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外部的王权获得全方位渗透自治社会的契机”这样一条红线的揭示,不仅回答了中央集权的加强为什么能够抵御住大革命的表面冲击而在革命前、革命中及革命后一往无前地发展,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人类的理性自负为什么会在不自觉地毁坏传统社会时,一定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为什么这种自负在力图营造“美丽新世界”之时,却总是在不经意间开辟了一条“通向奴役之路”,它更告诉我们,在一个理性借助科学的翅膀而全面腾飞的时代,我们有必要对人类的理性自负做出全面的审视与反省,从而对传统与历史留给我们的“大智慧”保留必要的审慎与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