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过慈善基金治理结构来传达自己的一份慈爱之心,而慈善基金治理模式最主要的表现形态又是基金会。在“5·12”大地震中,政府与慈善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联合抗震救灾,所起的效果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这股慈善力量已成锐不可当之势,那么如何良好的引导与培育它,成为我们急需思考的问题。在笔者研究开题之际,恰逢“壹基金风波”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它因其身份不明确,运行项目受阻,做事必须挂靠导致基金会总是撞墙。虽然此风波暂时平歇,但却发人深思：慈善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广为颂传,但却没有良好的治理模式保证慈善事业的发展。回答这个问题,笔者从解释论与立法论的角度去尝试寻找答案。在我国,目前关于基金会的研究大致还是属于情景上的个别描述,难于深入且缺乏综合。探讨基金会法律制度的著作中提出的观点总相近似。关于慈善基金治理模式的学术研究成果又往往忽略一个制度事实：大陆法系主要国家先有民法典后有行政法法规,而我国尚无民法典出台,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一般法律规范就更别提会有,实际情况采用低位阶的行政法规范来代替高位阶的民事立法,同时立法者还须对民事基本规范进行重塑。因此,现行慈善基金治理模式也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本文中,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必将引导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慈善市场的形成。那么慈善基金治理模式的法律规则又要如何配置适应多元化的社会慈善市场?进一步来说在民事立法缺位的状况下,慈善基金治理模式的法律规范要如何配置?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建立初步的分析框架来论证慈善基金治理模式的生成机制,进而考察两大法系何以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第二部分通过实证分析,以此论证目前我国慈善基金治理模式的缺陷；第三部分从立法论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慈善基金治理模式的对策思路,进而提出新的治理模式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