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全球化研究和后殖民理论批评中有着卓越成就的学者,阿里夫·德里克对当代后殖民理论以及处于后殖民氛围下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有着启迪意义的批评策略,并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从历史的视角创立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后殖民论。德里克通过对后殖民批评家赛义德祛历史化东方主义研究、斯皮瓦克的属下妇女研究和霍米巴巴混杂性理论研究的批判,指出当代后殖民理论存在严重的非历史化倾向。这种将历史的维度从后殖民理论中祛除的做法,模糊了后殖民理论本身的谱系,并将其本应具有的批判锋芒消解和掩盖。他同时指出全球化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意识形态霸权或在全世界流通的货币——全球化意识形态,这也是后殖民理论产生的背景。德里克通过对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批判,指出后殖民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试图用那些将自己看成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或者渐渐将自己这样看待的)自我形象来建构世界。后殖民批评是一种知识分子话语,它缺乏历史感,立场模糊。由于其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权力结构的真实理解,在现实正在展开的新形式的压迫面前保持沉默,因此它成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后殖民话语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形势的意识形态的共谋,它希望自己在自我风格定位的激进主义中而且在全球资本管理者中获得声望。德里克不仅一针见血的指出后殖民批评的本质,而且还从后殖民视角所审视的边缘领域:本土社会、东亚社群和儒学复兴。他认为,本土是一个充满前途又困难重重的场所。所以对于区分作为抵抗运动的“批判性本土主义”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本土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德里克格外关注儒学在中国内地和海外华人区的复兴以及儒学与后殖民性的可能的联系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这对于新儒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德里克的后殖民论是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提出来的,对我们中国学术界和文化批评理论界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由此,我们把触角伸向中国社会的后殖民性相关现象并对其进行反思。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任何民族国家都不可能把全球化拒之门外,文化的同质化和异质化问题、选择和建构什么样的话语权的问题同时摆在了面前。我们只有对全球化进行多方面的深层次的研究,只有通过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立场指导下整合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和文化精髓,才能使得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国际性的理论争鸣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